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创新点，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自2003年“非典事件”引起“问责风暴”，我国对行政问责的普遍关注已有近十个年头。期间我国行政问责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行政问责理念渐入人心，行政问责趋向常态化。行政问责制源于西方，在西方有较丰富的理论和较长的实践。相比之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时间较短，存在着种种不足。问责客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关键要件，是解决我国行政问责制现存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本文研究的着眼点。行政问责客体，即“向谁问责”，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国内外在行政问责客体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列出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后对相关概念进行厘定，由问责制概念到行政问责制内涵，继而引申出行政问责客体定义，并对其静态现状进行阐述。在实践中，行政问责客体面临着众多困境，主要包括问责客体的范围狭窄、责任界定边界不明、被问责的客观公正性、相关法律依据缺失、承担不利后果的弹性化与形式化、权利保障和救济不足、复出机制不健全等方面。本文以孟学农为官两起两落作为行政问责客体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案例中所体现的关于行政问责客体的现实问题，并简要给出解决措施。在分析问责客体困境的理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加强异体问责力度，培育行政问责文化气候，重视问责客体的权利保障与救济，加强问责的信息公开与政务透明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