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以来,隐喻概念在西方理论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隐喻一直被看作是一个修辞学和诗学意义上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直至20世纪才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语言学转向和认知科学的兴起对隐喻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之从最初的修辞学和诗学领域,跨越了语言学、哲学、认知科学,甚至于在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逐渐演变成一个无所不在乃至于无所不包的理论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起盛于西方的隐喻研究热潮迄今未退,在其传入中国之后也对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隐喻概念变得日益复杂的同时,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也应当有更为丰富的理论视域,本文正是由此将隐喻概念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从批评理论的角度出发,以“隐喻”为研究对象,将其在西方理论史上的变迁与其在中国新时期理论研究中的发展相结合,从对比和观照中描述这一概念在当代中西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面貌,并从“隐喻”之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中把握其发展逻辑,探寻其当代价值。论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进行背景性研究；第二部分为前三章,主要是对西方当代隐喻理论的梳理和分析,分别探讨隐喻研究的三个重要层面：修辞、文本与思维；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探讨隐喻在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传播、发展、变异和启示等问题。绪论部分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界说研究对象,从对隐喻概念的词源追溯伊始,探讨其在西方历史上的发展与范畴迁延。其次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在概述国外研究现状之后分析了当代隐喻研究与传统隐喻理论的分野；在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中划分了新时期隐喻研究的滥觞期与热潮期,归纳了不同阶段的学术发展趋势。绪论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研究意义。第一章研究隐喻与修辞的关系。本章从古典修辞学的隐喻概念出发,探讨自古希腊到20世纪以来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这一章主要以修辞隐喻研究自古典时期到当代的理论范畴迁移作为主要的理论逻辑层次,即从辞格到话语的变迁。修辞隐喻研究作为西方传统隐喻理论的开端,也一直是其中心领域,然而古典修辞学由于一直没有跳脱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框架而是固守修辞格的复杂规划和厘定,自19世纪以来逐渐衰落。在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新的理论视野,此后的批评理论大多从语言的角度来阐释文学现象,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而是进一步从认识论意义对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修辞学重构了修辞意义上的隐喻概念及其研究的理论基点,将其范畴从辞格扩展到了话语层面。第二章为隐喻与文本研究。本章的理论出发点从语言转向了文学文本,其线索是隐喻与文学文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章主要论及新批评的隐喻概念、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隐喻研究以及利科的隐喻阐释学构想。对批评理论而言,文学文本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对象之一,文本意义上的隐喻概念则包含了语义、结构与阐释这三个理论层面。燕卜荪将隐喻作为含混的第一种也是最为基础的类型,维姆萨特和韦勒克对象征与隐喻的区分等等,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彰显了隐喻在新批评的语义研究中的重要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雅各布森对语言诗性功能的探讨及一众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相关研究,虽然观点各异,但都十分关注文学文本的结构,并将文本的意义生成与文本的结构乃至于总体意义上的文学的结构关联起来；利科的隐喻阐释学构想,则进一步将对文本意义的阐释问题导向了隐喻。第三章探讨隐喻与思维的关系。首先纳入的是从人类学到原型批评理论中的相关理论,自维柯伊始的人类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理论,直至列维—斯特劳斯和卡西尔对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的界说,以及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都是将隐喻放在人类思维基始之高度来加以研究。接下来论及解构主义的隐喻研究。德里达通过隐喻开启了哲学的双重解构,即以隐喻消解形而上学,并以之来解构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德·曼则对于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隐喻”概念予以重新发掘与描述,并试图探索当代文论在解构之后的重构可能性与途径。本章最后探讨的是当代认知哲学对隐喻思维的再发现,认知哲学不仅引发了20世纪后半叶的隐喻研究热潮,带动了隐喻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更重要的是意在构建本体论意义上的隐喻学,由此也带来了隐喻概念范畴的泛化等问题。在隐喻热潮渐退的当下,其理论价值与缺失都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反思。第四章探讨隐喻概念在中国新时期的传播、应用及其变异等问题。首先探讨西方隐喻理论在中国新时期的传播概况,并从认识论、本体论以及诗学等不同层面来观照隐喻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接下来分析隐喻研究在新时期的三个变异表现,即新时期隐喻研究作为西方隐喻研究认知转向的时差性镜像,隐喻研究在新时期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扩张与隐匿,以及隐喻的理论化与理论的隐喻化等等,并结合时代语境、研究视域、理论形态等因素来探索变异的深层原因。第五章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探讨西方隐喻研究给中国文论建设带来的理论启示。分别结合具体的研究实绩探讨了隐喻的中西比较研究以及隐喻研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建构的启示,并结合隐喻研究的多重维度、认知诗学的现状与前景来探讨隐喻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互涉与共生,由此展示出文学隐喻研究在新世纪的理论生长点。在结语部分,以“回到文学、创造隐喻”来作结。概言之,作为一个与人类思维密切相关的概念,隐喻以其独特的方式映射着人类的历史与现实。无论是从文学艺术上的隐喻创造,还是话语修辞中对隐喻的运用,抑或当代理论研究中对隐喻概念的普遍关注,都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精神层面的不懈探索,也正说明了人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对自身以及客观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隐喻是一个基于交流意义上的概念,其在当代的认知转向也正根源于此。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对现存隐喻的研究只能够勾绘出隐喻失去生命力之后的面貌,对隐喻的研究并不能够替代由隐喻创造或延伸出新的意义,而创造性才是隐喻之根本。也正是因此,文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也许只能通向一个自我反证式的结论,先画出条框来研究隐喻,然后抛开这些桎梏创造出更多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