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居民家庭债务逐年攀升,农村农户负债情况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农户债务的逐年攀升不仅影响农户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对农业生产乃至农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本文以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农户与汉族农户为研究对象,结合最新的田野调查,在蒙古族与汉族不同文化背景对比下,分析蒙汉农户债务形成的共性原因和个性原因,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债务形成原因进行经济学及民族学的解释,将文化因素纳入债务形成的考量之中,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债务化解对策。这对于提高农户抗险应急能力、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政策效果、促进民族地区农户长效增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户收入大多来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或牧业生产,其生产生活成本也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下逐年攀升,农户有限的收入被越来越繁杂的消费名目分割。持有负债就成为农户面临收支失衡、资金缺口时的不二之选。在215户样本农户中,148户持有负债,占比达68.8%,户均持债额达39734.88元,持债农户中占比66.37%的农户持有经营性负债,占比69.01%的农户持有消费性负债。在农村扶贫惠民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执行能否做到及时有效也会直接影响农户的获益效果,进而影响农户的收入和负债。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信贷制度的缺陷带给农户的负面效应:金融机构提供的不适当的授信金额和不适合农牧业生产的金融产品将某些农户推入了无意识的被迫过度消费导致的“债务陷阱”之中。同时,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保障水平不高也使农业保险难以最大程度发挥稳定农业收入效应,面对农业的生产季节性、弱质性、高风险性,农户持债经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基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在现代文化冲击下,蒙古族农户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是导致蒙古族农户负债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蒙古族农户相较于汉族农户在对子女的未来预期中和农牧业生产中态度消极,行为懈怠,缺乏竞争意识;在消费观念和行为上非理性、盲目特征明显,“持债也要消费”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而导致其收支难抵,负债相对较高。调查可得,占比75.56%的蒙古族农户持有负债,户均持债额达45766.67元,而汉族农户只有占比60%的农户持有负债,户均持债额达32320元。同时发现,蒙古族农户持有经营性负债的比例远高于汉族农户,持有消费性负债的比例二者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汉族农户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适应程度更高,对于生产生活更加积极主动,富有竞争意识,也就容易出现投资失败导致负债的现象,同时发现汉族农户所在农村社区“关系”氛围浓厚,直接导致汉族农户人情消费支出较高,某些农户宁可舍财抱屈也要“礼数到位”。收支难抵是蒙汉农户债务形成的普遍原因,因此,最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是化解农户债务的重要内容。面对信贷制度的债务陷阱,应当及时建立“与农相适”的信贷制度,即金融机构既要提供适合农户生产经营需求的金融产品,又要授予农户适当的授信金额。同时继续提高农业保险普及程度和保障水平,发挥稳定农户收入的效应。对于蒙古族农户债务的化解不仅要做到以上几点,更重要的是要从经济社会转型入手,及时调整物质文化转型出现的不适的观念和行为,培养子女的竞争意识,从根本上扭转农户的保守、安于现状的想法,激发其内生动力,从思想外化到行动,减少非理性消费行为,整治不良生活方式,提升创收能力,才能增收减支、化解债务,走出暂时性的转型困境。文化转型,本质就是人的转变,只有每一位蒙古族农户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成功转型,民族传统文化才能挣脱文化不适的桎梏,在新时代下实现新的为本民族所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