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无法绕过的名字,法国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戏剧作家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隆·德·博马舍)及其代表作“费加罗三部曲”在法国内外学界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他对严肃戏剧和传统喜剧的理论思考与论述,以及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进行的优秀戏剧实践,不仅对新古典主义戏剧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整个19世纪法国戏剧中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印记,更对西方现代戏剧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学界在对博马舍及其作品进行了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后,如今,博马舍的戏剧创作艺术成为重要的探索研究领域。然而,国内学界尽管久闻博马舍其名,却一直以来没有给予这位经典作家足够的关注,对他的研究既不系统,又缺乏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学者重读经典,深入挖掘博马舍戏剧理论和作品的价值不仅是必要的,更是迫切的。本论文将博马舍的代表作“费加罗三部曲”,即三部相互关联的戏剧文本《塞维勒的理发师》(Le Barbier de Seville)、《费加罗的婚礼》(Le Mariaage de Figaro)以及《有罪的母亲》(La Mere coupable)列为整体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仔细解读博马舍的戏剧理论思考及其三部曲的剧本写作实践,立足文本分析,从戏剧美学的角度考察其剧作手法的独特性,深入挖掘其戏剧文本的美学形式价值,提炼、总结博马舍独树一帜的戏剧创作艺术,在戏剧理论史上对博马舍重新定位。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题解、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及研究意义。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论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创作背景与理论基础”。首先论述了博马舍开始戏剧生涯之时,法国剧坛的背景与走向对他的影响和启发。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在理论上初步提炼了剧作家博马舍的戏剧理念。古典主义戏剧危机四伏,新悲剧与新喜剧在变革的浪潮中各自发展并逐渐合流。戏剧改革集大成者狄德罗的严肃剧理论与实践作为西方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清晰地表明了与古典主义戏剧决裂的姿态,然而却没有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以布尔乔亚阶层意识形态为基础,以道德教育为己任的严肃剧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创见,但自身也不乏矛盾之处。被视为严肃剧理论继承者的博马舍以兼收并蓄,通融转合的开放视野推陈出新,探索开创了正剧理论的新境界,构成了其戏剧创作艺术的理论基础。在第一章对博马舍戏剧理念的提炼基础之上,第二至五章以“费加罗三部曲”文本为依托,具体进一步分析博马舍剧作艺术的三大特点:剧种融合、文体融合与元戏剧话语。第二章围绕如何建立新型剧种融合展开论述。即破除古典主义戏剧悲喜分界的严格规定,创立新型剧种融合。博马舍认为不能根据古代的清规戒律来判别现实的戏剧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取材,以普通人的东西来打动普通观众的心,以深刻的感情感动观众,让观众与舞台产生共鸣。因此,他要求打破刻板的剧种分类传统,实行剧种融合。本章首先考察了博马舍在滑稽戏和正剧的初期创作实践中的探索,分析论证了喜剧性和正剧性是构成新型混合剧种的基本元素。然后分别对喜剧性和正剧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费加罗三部曲”中的喜正融合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论证。剧种融合是戏剧文体内部的重要变革,它扫除了戏剧文体发展的内部障碍,成功摆脱了古典主义诗学的羁绊与束缚。经过此番整合,戏剧文体深化改革的可能性得以呈现。于是,博马舍的戏剧开始尝试突破自身的形式边界。第三章与第四章层递式地围绕博马舍戏剧与小说的关系展开论述。18世纪小说文体的兴盛为处于变动摸索期的戏剧文体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博马舍敏锐地觉察到了小说文体在叙述、时空、人物塑造等方面具备被戏剧文体禁锢的自由所带来的写作优势,于是提倡并实践两种文体的融合。这种融合首先通过两种现象体现出来:一是叙事性的舞台说明对戏剧文本的侵入,二是戏剧画面与戏剧行动的并存,构成第三章“戏剧-叙事”。博马舍在戏剧的形式框架内扩大叙事元素的含量,撰写了大量以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呈现为目的的舞台说明,而大量舞台说明对细节的关注在三部曲中营造出了纷繁复杂的景象,构成了一个个静态的戏剧画面,形成了小说元素与戏剧元素并存的文本态势。同时,熟稔戏剧文体体征的博马舍使戏剧画面参与情节的建构,由此超越了严肃剧静止刻板的二维印象,戏剧文体被重新赋予活力。在戏剧叙事化的基础上,为了使剧本能够承载多样化的情节内容,博马舍借用了古老的戏剧三联剧的形式。“费加罗三部曲”的系列戏剧形式解决了 18世纪法国戏剧形式与内容断裂的危机,同时前瞻性地改变了戏剧文体的时空与人物。这就是第四章“小说化的时空与人物”。在三部曲的形式框架内,回溯与预示两种去戏剧化的手段改变了传统戏剧的前进式线性进程,在根本上改变了戏剧文体的时间坐标。戏剧时间维度的拓宽使人物具有了变化发展,得以具体化,从根本上摆脱了古典主义标签式、漫画式的抽象。人物的复出以及各自的命运发展将三部依次写就的剧作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阿勒玛维华家庭的小说故事呈现的不再是生活的片段,而就是全部生活本身。经过文体融合,戏剧基本构成元素行动、人物、时空都脱离了传统,性质发生了改变。戏剧文体的形式边界已经松动。第五章元戏剧话语则使传统的戏剧故事发生了分层,剧作者博马舍化身为剧本背后的隐含叙事者,讲述自身的遭遇与时代的变化。同时,揭露戏剧的形式机器,推翻了狄德罗精心建造的“第四堵墙”,将自我封闭的戏剧时空撕开了缺口,剧本的虚幻时间与剧场的真实时间对接,戏剧文体突破了自身的边界,重新审视自身,呈现自身的假定性。这恰恰是法国当代戏剧写作的目标:避免制造圈套和舞台幻觉,揭示并突出戏剧舞台的假定性、人工性,让舞台成为向世界发问的场所。具体而言,镜前游戏和自传写作两种元戏剧手段的使用让剧本“费加罗三部曲”的叙事性一直延伸到了舞台,文本与读者、观众与舞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有别于传统戏剧的全新样貌。结论部分对博马舍的戏剧创作艺术进行了概括总结:“费加罗三部曲”无论是单个剧本还是整体系列,都呈现出小说化的倾向。“剧种融合-文体融合-元戏剧话语”,构成了“费加罗三部曲”戏剧文体内部的逻辑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剧作家大胆求索,锐意创新的小说化戏剧理念进程。这三个剧作法特点构成了剧作家博马舍有机、统一的戏剧艺术诗学,其形成与博马舍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学背景紧密关联,与戏剧文体自身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更与剧作家本人敏锐的艺术领悟力和创造力深切相关。凭借小说化的戏剧艺术诗学及其有效运用于“费加罗三部曲”的成功实践,剧作家博马舍完成了 18世纪的戏剧革命,成功走出了古典主义的藩篱,拉开了新时代戏剧的帷幕,预示了法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