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发生巨变的一个世纪,她与国家社会所经历的巨变息息相关却又深陷其中,学术与社会的互动达到空前高度。传统史学伴随着西方学术的引入开始发生系列变化,史学观念得到更新,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化,史学研究领域也得到拓展和延伸,出现了众多具有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现代史学的学科门类体系开始建立。同时出现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史学期刊使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得到交流和传播,对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建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禹贡》半月刊之于历史地理学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沿革地理一直是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研究到了清代在考据的整体背景下更是大放异彩,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史家与著作。虽然到了清末民初已经衰微,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又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与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有直接的关系。顾颉刚、谭其骧遂联合北大、燕大、辅仁三所高校学生组织发起禹贡学会和发行《禹贡》半月刊即为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努力。学会同人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筚路蓝缕,耕耘不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然《禹贡》半月刊因日本全面侵华而被迫停刊,学会的研究也被迫中断,但杂志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取得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随着日寇侵华加剧,《禹贡》半月刊适时地将致力范围由沿革地理扩展到边疆史地、民族史、当代史等方面,呈现出由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开始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换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刊物的日渐壮大,愈来愈多的学者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一支日后成为学界支柱的专门研究力量。作为一份纯粹民间学术团体所办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从考据出发,以学术研究作为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武器,在学术研究追求真实与经世致用之间求得了很好的平衡,成为爱国主义史学的一个代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现代史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从《禹贡》半月刊中走出了众多成为新中国史学界支柱力量的学者,他们在各个领域成就了一番不朽事业的并且培养出接班人延续了前辈的事业,更成为学术史上的一番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