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化和刑讯逼供治理等历史原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制度特征,从外观上来看表现为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主体、分阶段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从本质上来看应当理解为多机关围绕政策需求的联合行动。其理论依据主要源于证据“三性论”中的证据合法性,司法实践的依据表现为立法、司法解释、政策的混杂体。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和立法上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实践中的困境,应从理论选择、价值转向和立法完善三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在理论选择层面,“证据合法性”存在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应当建立以“证据能力”为核心概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现有的程序性制裁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包容力,但是无法与中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情形完全匹配。在价值取向层面,未来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属性定位仍应是多元化的:它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自洁系统的预警处置制度；是公检法监机关权力制衡的微观反映;是中国化证据审查机制的实行保障。在立法完善层面,一是应当在条文中体现对核心概念的确定,采用先明确理论基础,再罗列程序规则的表述方式。二是应当厘清该多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现有的多机关排除非法证据格局或需重新布置和调整。介于职能冲突,未来侦查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恐不应存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基于宪法,自然具备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监察机关应当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具体程序上应当予以深入考量。三是应当注重非法证据认定、补正、排除程序的痕迹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