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朝鲜核问题，是指美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主要指IAEA）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怀疑朝鲜作为核不扩散条约(NPT)的签约国，却同时私下发展核武器，但朝鲜方面对此拒不承认，所引发的朝鲜与美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矛盾。朝鲜核问题是具有国际政治时事色彩并具有一定历史背景深度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荚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且是牵涉到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由朝鲜核问题的激化而导致的核危机有两次。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朝美双方关于朝鲜核反应堆建设中使用“可分离出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钚”材料的争端，以及当事国围绕此问题反复会谈、协商和斗争，终于在1994年8月5日至12日第三轮朝美高级会谈期间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即“日内瓦框架协议”。是为第一次朝鲜核危机。2002年10月初，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作为总统特使访问平壤，试图就所谓“朝鲜秘密核计划”对朝施压，双方的预期目标由此发生冲突。10月16日，美国因指责朝鲜违约秘密恢复核计划而引发了新的核危机，即第二次朝鲜核危机。此次危机空前剧烈，初期双方互不妥协几近战争边缘，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之下，危机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近年来，朝核问题和朝核危机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与国外学者的实证性研究和国内学者的综合性研究不同的是，笔者拟从美国对朝鲜核问题政策演变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引发一些对危机的新思考。在把握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美国对朝鲜核问题政策的发展历程，从深层发掘影响美国政府制定朝核政策的相关因素和变量，进而分析预测未来美国政府的朝核政策趋势以及未来朝美关系的走向，从中揭示出美国称霸全球的根本战略考虑，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前瞻性的分析。　　本文正文通过三个部分来对美国的朝核政策进行阐述。　　第一章介绍朝鲜核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为后面的分析提供基础。首先，对冷战以来的美朝关系进行梳理，突出冷战结束作为美朝关系的历史转折点的深刻影响。朝鲜核问题的出现，可以说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朝鲜对于生存的强烈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力量均衡被打破，失去传统盟友支持的朝鲜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为了摆脱困局，避免被超级大国美国所规范和制约，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朝鲜当局不得已选择了核武器这张底牌，希望以此换取美国对其政权的承认以及其它经济援助。接下来重点介绍历史上两次朝鲜核危机的产生、发展及解决的过程。通过追溯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进行秘密核计划的历史，美朝双方围绕核开发问题的争端日趋激烈，后来在国际社会的介入下进行双边会谈，达成了日内瓦框架协议，为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协议本身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美朝双方对协议的执行不力，核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至在新世纪又爆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此次危机的烈度和影响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宰朝鲜半岛事务和主导东北亚政治进程的格局。危机初期，双方互不相让并先后以军事手段相威胁，导致地区政治形势骤然紧张，战争仿佛一触即发。后来，在以中国为首的周边国家的大力斡旋之下，朝美双方政策开始松动，地区形势趋于缓和。为解决此次危机而举行的六方会谈以及由此萌发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正成为一个积极性因素，为东北亚未来政治格局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章分析冷战后美国朝核政策的演变历程。冷战结束以来，美朝之间围绕朝鲜核问题已经发生了数次交锋。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政府对朝核问题政策的主导思想和策略手段的不同，导致危机朝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延续了老布什政府对朝遏止战略，朝美围绕核问题的斗争激化。日内瓦框架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克林顿对朝接触政策的开始，但协议框架本身的缺漏以及美国贯彻意志的摇摆性使朝美和解进程迟滞。小布什上台后，采取了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对抗遏制”政策，力图对朝施加强大压力来迫使朝鲜完全屈从美国的意志。在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反恐战争相结合后，朝鲜面临着美国现实打击的危险，加上以往积累的重重矛盾，朝鲜再度打出“核牌”。由于对外政策主导思想和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不同，导致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对朝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手段。前者倾向于“接触性遏制”，力争通过援助和外交方式来换取朝鲜做出让步，同时辅之以有限的军事施压，吓阻朝鲜采取过激行动，并不把核问题同朝鲜的政治制度直接挂钩。后者则突出“对抗性遏制”，其基本内容是:重新评估对朝政策，强调朝鲜问题必须一揽子解决;改变对朝鲜的“怀柔”立场，加大对朝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把军事施压作为主要手段，必要时采取预先打击行动;将朝鲜核问题国际化，借助多边渠道迫使朝鲜让步。通过对两者政策手段和结果的比较，揭示出未来美国政府的朝核政策趋向仍是对话加施压两手，而谋求在多边框架内协商解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影响美国政府制定朝核政策的因素，从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社会的态度三方面来阐述。首先，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定位为“无赖国家”、“邪恶政权”。持有“美国优越论”的美国政府一向将朝鲜政权视为专制保守的邪恶政府，是美国推行民主制度的障碍，这也就决定了美对朝政策不可能完全摆脱封锁、遏制、孤立，甚至更换朝鲜政权的“冷战思维”。其次，国内政治因素也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制约作用，而美国国会无疑是其中最为有力的因素。由于美国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特点，国会与行政部门形成一种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而且，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倾向受党派利益的影响颇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目前，在美国国会内部占优势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对朝鲜持极端强硬态度，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除国会因素外，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执行者的总统对美国朝核政策的作用也很关键。克林顿与小布什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朝政策既是不同党派利益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们自身政治风格所决定的。最后，国际社会针对朝核问题的不同政策立场也对美国的朝核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日、韩、俄等周边国家对朝核问题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打算，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维护半岛无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为了避免在“六方会谈”中被孤立，也不得不考虑其它几方的态度，并转而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手段。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朝核政策是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手段之一，是以美国利益为根本原则的。出于对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考虑，由于意识形念的差异，以及美国对东北亚利益的谋求，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前景不容乐观，朝鲜半岛的和平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只能寄希望于美朝双方尤其是小布什政府保持克制，同时国际社会加大调和斡旋力度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