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投资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商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保护尤为重要。中美两国为吸引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防止外资对本国经济命脉的过度控制,在制定对外资鼓励和保护制度的同时也采取了有关外商投资的限制措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就是一个重要内容。2020年12月我国公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对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程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构建起了外资安审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在审查程序方面的规定存在不足:立法上存在法律位阶较低;审查的一般程序上表现为:审查执法机构的地位及组织上存在不足;审查启动程序上自愿申报规定笼统,第三方启动审查的方式存在弊病;审查实施程序上,缺乏案件进入特别审查的条件,补充申报的规定不足;特别程序的缺陷体现为:审查前商谈程序的功能单一,申报的撤回和重启程序的缺乏,附条件的减缓措施缺乏配套机制;在审查的救济方面,缺乏安全审查的救济通道。为了研究以上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概念,阐释了安全审查程序的四项功能,对中美两国审查程序的法律渊源进行比较分析。其次,以一般程序、特别程序、救济程序为比较项,将中美两国审查程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国程序规范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针对中国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第一,提高审查的立法位阶,为审查工作提供权威的法律依据;第二,针对一般程序存在的问题,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明确我国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细化自愿申报的内容,规定第三方建议启动的条件,解决启动程序的不足;提高安审案件进入特别审查的门槛,限制当事人的补充申报,解决审查实施程序的问题;第三,针对特别程序方面的不足,分别提出如下建议:丰富审查前商谈的内容,设置重启机制,优化申报撤回程序,增加附条件执行的配套规定;第四,针对中国审查救济的缺陷问题,借鉴美国政府审查救济的做法及三一集团诉美国政府案的思路,提出设置程序救济渠道来保障投资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