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出版业是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创办的革命文化事业,主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宣传出版政策,成立了遍及党、政、军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了众多的书报刊,印刷和发行工作开始起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以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出版格局。初创时期的出版业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建立完善的出版制度和体系,但为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苏区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和发展的繁荣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全面领导苏区出版业,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出版政策和方针,建立了统一的出版管理制度和专职性的编审、印刷、发行机构,出版业向着组织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书报刊出版物在数量和结构类型上均发生了变化,涌现了发行量最大的“红色”报刊——《红色中华》,以及《斗争》、《青年实话》和《红星》。图书出版的种数激增,是初创时期的7倍,且出现了大量的经济类和医学类的图书。中央苏区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印刷企业制度,同时还依靠苏区的公路网络和邮政网络,建立遍及各地的发行网络,以此为基础采取了完善的发行手段和策略。出版中心也由原来的闽西地区转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地区。中央苏区出版业形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独立领导与经营出版业的第一次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党为中心,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出版原则;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出版任务;形成了管理与出版,书报刊与编印发于一体的组织体系。中央苏区出版物在党的革命事业中扮演者多重角色,发挥着多重职能。首先,作为党领导下的苏区出版业,书报刊承担着传播革命理论和构筑革命意识形态的角色,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发挥着政治传播的媒介功能。就其影响而言,中央苏区出版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苏区民众的文化—行为模式,同时也形塑着苏区社会崭新的知识—文化结构和文化地理空间。其次,苏区出版物在巩固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中发挥着革命动员的功能。特别是苏区报刊在扩大红军、保卫苏区的报道中承担着说服、动员的角色。苏区出版物成为了影响群众的革命行为和政治活动的媒介物。最后,中央苏区出版物作为革命文化发展的载体,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科教文卫的发展与繁荣,在提高苏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普及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