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荆州(包括东晋以后的湘、郢、雍三州)的政治地理。西晋末年与东晋时期,由于流民迁徙、北方政权的侵扰、东晋北伐等等原因,直接导致了东晋荆州境域的伸缩,从而影响到政区区划的变迁。东晋出于宣示正统和规复失地的决心,并意图解决侨流人口的问题,故多在荆州侨置州郡县。而这些侨州郡县因为大部位于荆州北鄙,故其政治地理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稳定边陲、安定政局,东晋政府以乡族集团为主要军事力量,设置了襄阳军府。后襄阳军府统辖权在各政治势力之间的转接,反映了荆州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一时期,又两立两省湘州。然而湘州的设立、废省根本取决于“荆扬之争”的结果。换言之,即中央意欲钳制荆州时,则往往分荆置湘。反之,荆州企图抗衡中央时,则合湘入荆。刘宋初期,荆州境域渐趋稳定。中央政府为了安置侨民、拉拢雍州豪强、抵御北方政权、牵制荆州方镇,即转襄阳军府系统为雍州州职机构,后世因之不改。刘宋时期,曾两省三立湘州,后又分荆、湘二州置郢州。主要是利用湘、郢二州政治地理的特殊性,以达到牵制荆州方镇的政治目的。除此之外,郢州政区独特的“纺锤形”形状即起到了防御荆、雍二州的战略意图。萧齐时期,在因袭刘宋荆、郢、雍、湘四州政区区划的基础上,齐高帝新置巴州。巴州的设立在于稳定荆州西部的统治秩序；而待这一地区较为稳定后,巴州也随之废省。至萧梁时期,出于政治地理的因素,再次对荆、郢、雍、湘四州进行了分割,致使荆州方镇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后由于雍州沔北地区大部失陷,萧梁为安抚该地区的乡族集团与侨民势力,在沔南地区侨置了郡县。而陈时,随着长江以北地区的丢失,湘州政治地理的位置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荆州在前四朝的政治地位。东晋南朝于荆州(包括以后的湘、雍、郢三州)多有封国,封爵属地的设置、分布不仅和政区沿革相关联,也见证了中央和方镇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样,各阶层实力、政治地位的变动也多在封爵中得到反映。如东晋中后期,高门士族和寒族、低等士族之间的政治地位开始发生转化；南朝皇权与宗王在政治利益上的摩擦和争斗,促使外族、他姓势力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崛起；地方豪强、乡族集团在各朝代的政治生活中,其角色和地位不断转换等等。反过来,上述情况也对政区封爵的数量、封爵属地的分布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东晋南朝中央政府也利用封爵与其属地的分布,来谋求自身的政治目的。本文时间断限：上起自西晋末年,下讫于隋开皇九年(589),即陈朝灭亡。本文主要是依据史料记载,对东晋南朝荆州(包括以后的湘、郢、雍三州)的境域变迁与政区沿革进行考证；并利用图、表的形式将各时期的政区面貌一目了然地表现出来。考证方法主要以排比文献直接记载的材料为主,并辅以考古出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