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经济转型和“缓慢”的社会文化转型交织的社会变迁,征地拆迁是其中的必要一环。拆迁面临着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多维度冲突,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失地农民的赌博现象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赌博是失范行为,高赌博率的发生一定是在失范型的社会。本文旨在挖掘失地农民高赌博率的原因生成机制。本文以H拆迁社区为案例研究地,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采集数据,进行定性话语分析。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框架下,笔者以“惯习”连接时间,以“场域”连接空间,从时空角度展现了H拆迁社区生存实态,从时空角度动态展现和分析赌博行为的动机。研究发现:从时间上说,H社区在其特有的自然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小富即安的社会心态,不重教育,缺乏危机感和斗争意识。这些历史惯习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形成错位——小富即安的心态发展成“在家玩玩算了”,造成大量失业人口;不重教育使他们拆迁后难以融入劳动力市场;缺乏危机感和斗争意识使得他们只看到社会转型中财富和诱惑,忽视了转型中的挑战和冒险。从空间上说,H村在具体的和抽象的场域中都处于边缘化位置。其一,H居民在城市空间场域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为赌博亚文化的出现创造了空间条件。其二,H居民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缺乏制度化文化资本造成被动失业,对薪资期望虚高造成主动失业。大量失业人口构成赌博亚文化的人口基础。其三,在政治权力场域,H社区居民在拆迁过程中产生权力剥夺感,认为分配不公、程序不公且被边缘化,强化了亚文化心理,影响了后期政府工作的开展。场域边缘化使得H社区阶层上升通道受阻,与其身份预期形成冲突,更容易产生赌博在内的失范行为。拆迁社区赌博现象是失地农民生存实态的缩影;拆迁带来的社会变迁是现代性的缩影。H拆迁社区的经历能给在现代性中沉浮的我们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