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对延安时期各种鲁迅现象进行梳理,探究这些现象发生的历史原因,并对其作出解释,从而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对延安阐释鲁迅的得与失做出客观的认识。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22日中共发出三封电报就鲁迅去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展示了一个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政党所具有的胸怀和眼光,中共也就在此刻开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进行阐释、解读。鲁迅的政治化之路也从此——去世之后——开始起程,而主导这个过程的不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而是根据地远在西北的共产党。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共逐渐的把鲁迅竖为一面意识形态化的文艺界的旗帜,并且在这面旗帜下汇聚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加速前进。文人的政治价值被发挥到了空前高的位置,“鲁迅”的政治价值也在同时被固定,而“鲁迅”复杂的精神内涵自然从多极简化为单极。虽然这种演变的脉络十分清晰,但当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其中繁复的文事和人事远比后人简明的总结更能给我们启迪。呈现在史册中的叙述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到达的结局,历史筛选折射的世态人心和政治谋略更令人难以释怀。鲁迅纪念活动在延安时期经历了高低起伏的变化,但政治取向是贯穿始终的。在一系列纪念活动中,鲁迅经过多方论证已经是中共的一分子,而且后期的文学活动是在呼应中共的主张,在思想上甚至已经接受了中共的领导,这样的发现和提法实际上是向来到延安的文化人指出了自己的命运——跟党(中共)走。那么,以鲁迅为中介,号召更多鲁迅追随者向中共靠拢,千方百计“党化”鲁迅的努力是为了将背后千千万万的“鲁迅”悄然聚集在中共旗下,争取民心,壮大实力。这种权宜之计取得了显著成效,既宣传了鲁迅,汇集了人气,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不过这在普及鲁迅的同时也对“鲁迅”形象造成了损害。毛泽东的鲁迅评价在鲁迅研究史上以其高度的整合性超越了此前所有有关鲁迅的评价,他本人在中共的权威地位以及高远的政治眼光更加强化了鲁迅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以领导人的政治眼光审视鲁迅的存在意义,鲁迅是作为一股巨大的富有潜力的政治资源进入他的战略布局。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眼光对各种关于鲁迅的评议进行了抽象概括,从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消除了各种分歧,因为他完全理解了鲁迅才会以懂装不懂的方式巧妙地把鲁迅身上最和革命契合的部分放大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误读”了鲁迅,正解了革命。延安时期鲁迅作品的传播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呈现这样的特点:出版作品集,研究集,作品的注解,重要作品的单行本,作品的改编、演出,这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格局。在面上覆盖广,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群众,不同形式的“产品”满足了不同文化层次人们的需要;从线上来看,对鲁迅作品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出版,但是基本上涵盖了鲁迅创作的主要方面。虽然有选择,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为鲁迅传播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延安的鲁迅研究实际上一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设想很多,计划也不少,但最终因为各种现实原因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延安的鲁迅研究可以说在整体上是紧紧围绕政治斗争的主线展开,虽然其中也有学理性的探讨,可是在为紧迫的政治斗争造势的形势下,这些声音显得更加微弱。萧军主持的“鲁迅研究会”发挥了主要角色,其他文人关于鲁迅的相关论述也成为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声音。鲁迅对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从各种对鲁迅的高调评价和令人热血高涨的口号去推断,我们一定会认为和鲁迅精神比较接近的文学作品是比较多的,然而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亮点,只是这短暂出现的光芒真如划过天际的流星,来得突然,去得悲凉。这短暂的光芒就是所谓的“鲁迅风”杂文和一系列的“暴露黑暗面”的文学作品。“整风运动”前知识分子试图重新唤醒自己理解的“鲁迅精神”的“疯狂”行动引来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整顿,此后知识分子进入党的序列,延安文风为之一变,关于鲁迅也不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