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鲍勃·迪伦的消息引起了文学界内激烈的争论,对迪伦早有关注的作家和研究者纷纷表示名至实归,反之则对其“文学家”身份表示质疑。迪伦早已在流行文化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这些名气距学苑甚远,有关迪伦的学术论著数量有限且基本都处于学院派之外。迪伦获诺奖事件使其真正地进入到学界的视野中,也引人深思这一事件背后的意义:迪伦何以获得这个文学奖项?他的创作与文学具有何种关系?从其获奖词来看,此次授奖不仅仅是对迪伦艺术创作的肯定,更是对“文学”这一命题更为丰富的意涵的探索。由此出发,文章分三个部分探讨:鲍勃·迪伦“歌诗一体”的艺术样态;艺术实践中应对的时代困境与文化挑战;多方“文学性”突围以实现艺术创新。第一章,从“文学性”视域对迪伦的整体创作进行重新界定,发现对其进行文学批评的可能性,探讨其“歌诗一体”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工业与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的“感知模式”发生了异变,艺术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代传媒技术与商业运作模式催生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授予迪伦的诺奖不仅是对其艺术实践的认可,也是对其背后的大众艺术的认可。大众艺术形式多元、内容愈加复杂多变,传统的文学经典的审美范式与评价体系难以将之涵容。具体来说,迪伦的创作已非“文学”范畴所能归纳,本文引入“文学性”观念对其进行研究。在“文学性”的观照下,迪伦的词曲创作可称之为“歌诗一体”,一方面,该形式通过音乐旋律为受众提供了“消遣性”的理解和接受场域,赋予文字丰富的美学意义;另一方面,该形式在贴近大众、易于理解的同时避免了艺术过度地走向庸俗化或精英化。“文学性”的视野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进入迪伦创作,探索其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二章,剖析迪伦进行艺术实践时所面临的文化与时代的双重“围困”。文化方面,美国南方文化是迪伦艺术风格的起源,但其中保守落后的思想传统是迪伦大力批判的部分;西方精英文化滋养了迪伦词作中浓郁的诗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迪伦背倚的流行音乐工业相互排斥;流行音乐产业虽然是迪伦的创作根基,但商业化运作固有的缺陷限制着迪伦创作的艺术性。时代语境方面,“战争”是迪伦早期创作中最为激烈、深刻的主题,他以多样化的创作持续探索“战争”这一困扰人类的难题;迪伦因在60年代民权运动中活跃的表现被冠以“抗议歌手”的称号,他反感这类对自己作品的政治性解读,极力突出作品的艺术性,进而始终保持着与民权运动之间的“平行关系”。第三章,再次从“文学性”视域出发,探讨迪伦如何突破这些现实领域的围困。“文学性”角度折射出了迪伦特殊的艺术实践——突围。在迪伦超长的创作生涯中,迪伦通过不断背叛既成艺术道路的方式实现对“形式权威”的抵抗,进而实现对意识形态枷锁的抵抗,不落窠臼;在积极革新的同时,迪伦延续英语民谣传统,回归美国清教传统,以传统语料对抗虚无的后现代叙事。通过此番“抵抗”与“回归”,迪伦完成了属于个人的“文学性”建构。迪伦处于多个场域相交的“边缘”,因此受到这些场域的合力挤压,面对此种复杂的围困,迪伦进行着多元地“突围”: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突破现代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的围困;以现代工业复制技术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精英意识的围困。结语部分,总结迪伦获得诺奖事件的现实意义。有关迪伦的争论与文艺史上多次出现的“古今之争”基本类似,是艺术观念嬗变的必要过程。但有关迪伦的此次“古今之争”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迪伦的成功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代表着一种属于大众的、全新的艺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