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生存于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历史与文化的交接和碰撞,赋予了它丰富复杂的面貌,也使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翼文化的印记。它的创办预示着左联在实际的文学运作中,努力挣脱以往的机关刊物办刊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机关刊物传统,即踏踏实实地创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重视文学作品的刊登。《北斗》在发表文学创作、组织理论批评、重视苏联经验、培养新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充分发挥了左翼文学阵地的作用,在左联文艺期刊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北斗》在促进左翼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左联的丰富与复杂。左联成员在接受“集体的文化形式”之外,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非“豆荚”的因素,显示了各自的理论个性和文学个性。左联的政策决议、理论批评都会影响到《北斗》刊物的面貌。它深受国际左翼文化思潮激进思想和左倾观念的影响,以及文学宣传论和阶级工具论的观念制约。在当时的文学场域中,政治理念与艺术审美不能完美地融合,无法创造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之作。本文力求回到当时的历史境遇与文化生态中,探讨《北斗》蕴含的丰富历史、文本复杂性及左翼文学的相关问题。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两个部分。第一章重点论述《北斗》的理论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北斗》的理论批评与左联政策、文化思潮、左翼文艺运动等相关内容,挖掘左联内部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围绕“批判‘五四’与彰显‘左翼’”、“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等三个章节,探视《北斗》理论批评的时代性、复杂性与局限性。第二章着重讨论《北斗》的文学创作。《北斗》重视文学创作,始终把文学作品的刊登放在重要位置。在创办之初,以“灰色”作为生存策略,开辟了纯文学的一角。《北斗》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难逃左联集团的策划、规范与制约,容易对左联文学创作造成误导与束缚。左翼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缺乏切己的生活体验,当审美遭遇政治,用理念来“想象”文本,难免造成左翼文本的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