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古观念的建立与宋四家摹古现象的探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人学书的基本路径和样式,先列出了古人学书的两条路径,进而重点分析在谱系传承难以适用的宋代,宋四家如何进行摹古。首先认为宋四家更多是通过模拟前代书法作品的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古人摹古现象存有差异性,在唐代之前,书学者一直即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传承,书法技法则在这两种形式交替下,不断发展壮大,渐成一门成熟的艺术。在宋代,临摹“书法经典”传承方式已经成为了书学的主流。其次是宋人临摹创作的经典案例。用米芾的临摹创作的几条案例:《米临平安帖》、《米临至略帖》、《米临中秋帖》,进以说明“宋四家”书法的摹古路径。宋四家行书“摹古痕迹”（取法对象）研究,将“宋四家”看做一个整体,认为他们的行书共同学习了三位书家,（宋）周越,（唐）颜真卿,（晋）王羲之、王献之。虽然在宋代,并不认为学书的终极目标一定是王羲之（或献之）。但在宋四家行书的实践过程之中,却出奇一致保持了先近人（宋人）后唐人,再二王的方式,这也为后代的学书路径提供了借鉴,为“由唐入晋”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对宋人临摹的这几位书家的研究,是体现本文主题摹古实践的有力证据。宋四家行书摹古方式及其历史意义,首先描述了宋四家摹古思想及特点,其次描述了摹古现象产生的意义及对后世的影响。通过研究摹古现象,对于了解宋人书法起到更好的帮助,也促使能够了解宋代书法的临摹态度及模仿对象,对学习宋四家行书增加些许裨益。研究宋四家行书“摹古”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自唐代以后笔法体系断绝后所产生的影响。也能解释为何宋代刻帖风气会逐渐走向昌盛。除此之外,通过对比宋四家取法的诸家,可以追溯来源,将学书体系进行更为详细化地“阐释”,亦能将自宋人以来书法脉络理顺。宋代之后,文人群体普遍善于“造星运动”,不断制造“晋唐传统”的权威性。然而实际上宋四家并未将晋唐理论作为法古的最终目标,更未将“由晋入唐”作为口号与旗帜。宋人受到文化复古倾向的影响及鉴古风气的波及,普遍将书学目标逐渐向晋人转移。学书时应以别立生面作为主旨,以尚意与尚法相互结合作为目标,不应偏于一隅,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