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和金融深化理论中有个基本共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即随着金融深化程度加强,经济会呈现增长的趋势。然而,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面对一个现象并提出质疑:金融机构多元化是否存在一个产生负作用的边界?随着金融业链条的不断拉长和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到了一定程度是否会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是,影响机理又是如何?本研究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质疑展开研究。首先,本文针对中美金融发展提高却没有带给实体部门应有利润的现象,提出了“金融超发展”概念,意指当金融部门发展超过一定程度后,会通过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性、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而抑制经济的增长,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金融超发展”是相对概念,即金融发展是否超过实体部门需要的发展程度。其次,通过分析中美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发展现状,发现美国的“金融超发展”是由金融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共同导致,而中国的“金融超发展”更多体现在金融有偏的发展上。尽管有上述不同,但两国的发展模式却都具有以下特征:金融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过度复杂化、金融部门相较于实体部门的持续高利润率和高工资回报率以及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然后,本文通过修正的AK模型和上述三个特征分析了“金融超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即说明为何金融发展过了一个阈值之后就称其为“超发展”。最后,本文基于中国的面板数据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FD-GMM)实证分析了“金融超发展”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之后,若金融部门发展超过实体部门需要的发展过多或内容过于复杂,会抑制经济增长,从而指出,在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中,不应过度夸大金融发展的作用,而更应该注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大致相匹配的平衡发展。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中美“金融超发展”概念和机理的梳理,聚焦中国的金融发展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金融发展不足和“金融超发展”的现象同时存在,金融发展不足是指金融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达不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突出体现在普惠金融严重不足,以及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缺乏国内金融资产保护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高品质金融衍生品和工具领域,而本文研究的“金融超发展”则强调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和内部利益链条过长导致的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匹配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则在于“金融超发展”概念的提出和运行机理的刻画,以及它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