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大背景下,以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江西省稻农为研究对象,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计量经济学为研究工具,并借用心理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紧紧围绕种稻大户和一般稻农两类稻农,构建种稻大户技术采用决策模型、加入技术采用变量的一般稻农技术采用模型和政策对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的干预模型等,运用大样本、多视角的微观稻农数据,分别对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的特征、决策路径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就农技推广政策与补贴政策两类政策的干预功效进行了理论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研究结论,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并综合评述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提出了稻农技术采用阶段划分和劳动力最优配置等研究前提,为本文研究提供研究支撑。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通过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现阶段种稻大户采用技术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高产优质和省工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其获取技术信息的途径是亲友乡邻和电视广播;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种稻大户能够在推进技术采用上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其技术采用与水稻经营规模、地理环境和家庭人数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其文化水平、性别、年龄等因素相关性不强等。同时,通过种稻大户技术采用决策模型理论推导与案例分析,验证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直接型”决策路径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即种稻大户通过技术采用提高水稻产量和提升品质,最终实现其农业生产收益最大化。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通过一般稻农技术采用特征分析,得出现阶段一般稻农从事水稻生产的目的是以保证家庭口粮为主;省时、省工和省钱是决定其是否采用技术的主要动机,且亲友相邻、电视、专业合作社是其技术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种稻收入也已经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现阶段一般稻农通过参与专业合作社获取技术信息,不再是单纯关注技术采用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生产收益等。同时,基于加入技术采用变量的一般稻农决策理论模型构建与推导,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技术采用对一般稻农家庭总收入的静态影响和动态效应,结果证明一般稻农通过技术采用能够促进其家庭总收入增长,且此促进作用不是通过种稻大户的“直接型”决策路径实现,而是通过一种“间接型”决策新路径完成,即主要是通过技术采用节省一般稻农的时间和精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其外出打工收入,从而促进其家庭总收入的增长。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通过农技推广政策和补贴政策两类政策干预功效模型分析,得出农技推广政策能够有效促进种稻大户技术采用,并且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而其对一般稻农技术采用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作用则需依据具体农技推广政策而定,即农技信息服务的作用不确定,而农技推广指导和培训等对技术采用具有明显正向作用,但只有在技术采用的边际收益大于技术供给成本条件下,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补贴政策能够促进种稻大户技术的采用,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净增加,也能够促进一般稻农技术采用,但只有当技术采用的边际收益大于技术供给成本时,才会促进社会福利净增加。基于对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特征和决策路径的分析结论,以及对两类政策干预功效的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应该有针对性地考虑与两类稻农各自相适应的政策取向。即对于种稻大户,农技推广政策和补贴政策两类政策应当同时并举,且向其倾斜。一方面,农技推广政策要以种稻大户需求为导向,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充分发挥种稻大户的技术示范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对其补贴政策力度,尤其是补贴增量部分要向其倾斜;而对于一般稻农,农技推广政策和补贴政策两类政策依然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具体农技推广政策,应当有选择性地推行,即主要以农技推广指导和培训为主,以农技信息服务为辅,而继续实施补贴政策主要是给一般稻农一个政策信号,促进其技术采用和稳定水稻生产。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种稻大户和一般稻农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特征的调查统计分析,运用成熟的或修正的经济理论和计量模型作支撑,验证了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直接型”决策路径的存在性和有效性,探索并发现了一般稻农技术采用“间接型”决策新路径的存在,使全文研究具有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第二,构建政策干预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农技推广政策和补贴政策两类政策对种稻大户和一般稻农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的政策功效,既包括两类政策对两类稻农技术采用的作用,也包含两类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使全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第三,大样本、多渠道获取的微观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作支撑进行实证研究,注重多种计量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是将一般稻农技术采用问题实证分析从静态分析推进到动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