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其主要创作者是众多打工一族当中的“觉醒者”,他们较早地觉察到自身的遭遇,对歧视、欺骗及不平等待遇感到不平甚至愤怒。在众多打工者中,打工女性与男性打工者相比她们没有优势,劳动能力的弱小、’文化素质低下、甄别事实的能力不强、感情极易受到欺骗、遇到不公平待遇时的懦弱让她们成为众多打工者中的弱势群体。打工文学不仅看到了打工女性现实的艰难,即物质的贫乏和打工过程中饱受盘剥之痛；也看到了她们精神的痛苦,自我价值的湮灭、无根的漂泊感和在情爱中挣扎的状态；同时也看到了她们的坚持与奋斗,她们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并且一些打工女性通过努力拼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打工女性主体意识有一个从天然缺失到萌芽到觉醒的过程。打工女性主体意识由于出生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出的是其主体意识的天然缺失,她们天然地缺乏“男女平等”的观念并且在成长过程中一再受到挤压而缩小。而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是她们主体意识萌芽的一个过程。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包括身体的觉醒以及对独立的“她者”和“尊严”的追求。打工文学的女性书写是由作家完成的,而作家在叙事时会选择不同的叙述姿态,是置身其中还是冷静旁观,书写的效果是不同的；同时作家在叙事时也会受到自身性别的限制。而对于打工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的书写主体又天然地分成职业作家和打工作家两个不同阵营,这两个阵营在书写的时候也会受到自身身份的限制。同时,对于打工文学女性形象的书写也会受到创作环境的影响,而作家在创作时是综合了所有的制约因素来完成他们的底层表述与文化立场的表达。打工文学中女性形象书写的价值内涵是丰富的,不论是对我国现阶段突出的城乡二元对立及其他社会矛盾的以小见大的揭示,还是对农村女性价值在当代语境下的挖掘,亦或是对女性写作的丰富和发展,打工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书写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作启示方面,打工文学创作要警惕“被代言”和“媚俗化”、“低俗化”的倾向,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真善美”原则的结合,作家要从“身份”和“审美”两个角度时刻关注自己,对打工女性形象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个人苦难与悲剧的叙述当中,而要深入到社会的大背景当中,要揭示出打工女性苦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