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明史·河渠志》的成书过程时间长，跨度大，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纂修，至乾隆四年（1739年）最终定稿，前后经历了九十余年的编修，《明史·河渠志》的成书也伴随了明史审定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馆到康熙时期三藩之乱的爆发。这一阶清政局刚定，头绪纷然，史料缺乏，人力不足，进程缓慢，不过“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已”，修撰情况可谓无成绩可言。第二阶段是《明史》修纂的关键时期，从康熙十七年开始，史馆重开，博学鸿儒济济一堂，万斯同《明史·河渠志》和王鸿绪《明史稿·河渠志》都是在这一阶段成稿的。第三阶段，以乾隆四年（1739年）为界，清廷又第三次组织修改《明史稿》，以张廷玉为总裁官，最终定稿，即是我们现在通行的张廷玉《明史·河渠志》，这也就是本论文采用的蓝本。《明史·河渠志》在成书方式上体现出以时间为经、依照皇帝的纪年顺序逐条记载灾害的发生情况的特点，又基本依照王鸿绪《明史稿·河渠志》之说，以灾害发生、救灾情况、治河主张等史实内容为纬，构成了《明史·河渠志》的整体框架和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正因其成书依照王鸿绪《明史稿·河渠志》之说，王鸿绪《明史稿·河渠志》的衍误、脱漏、语焉不详等问题也得以存留至《明史·河渠志》。《明史·河渠志》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官修文献和私修文献两大类，在官修文献中，《明实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依据之一。私修文献则还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私家所修史书，一种是明代的水利专著，另一种是明人有关治灾治河的一些奏疏。《明史·河渠志》是官修史书，体例严谨、编撰严格，在史料的征引上有着严格的要求，《明史·河渠志》“黄河”部分的征引方法和原则主要有全条照录、简化缩写、增添补益，其中以“全条照录”的征引方法为最常用。《明史·河渠志》“黄河”部分除建文帝朝没有史实记载外，其余历史时期的史实载录时还存在许多衍误和表述不确之处，但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明史·河渠志》黄河部分的历史地位和史料价值。从《明史·河渠志》“黄河”部分的记载内容上，我们不难窥探出明代的治河生态，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轻视灾害预防，重漕运强护陵，选任治河官员的方式灵活务实，治河方法丰富多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