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反恐立法加强事前预防顺应了国际趋势,通过梳理我国反恐立法的轨迹可以看出,从1997年刑法恐怖主义犯罪首次入刑就奠定了“预防性”立法的风向标;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大量新的涉恐犯罪罪名,将恐怖活动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实现了“预防性”反恐立法的重大突破;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反恐专门立法的空缺,进一步明确“预防性”反恐原则,丰富“预防性”反恐措施,扩大国家机关调查权力,新增安置教育等预防制度,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为核心的“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初步形成。“预防性”反恐立法存在其不可取代的正当性,从必要性上来说,预防性的反恐立法是应对恐怖主义的现实需求,也是世界立法的整体趋势,域外反恐立法模式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战争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刑事司法模式”。从价值选择上来说,在面对安全和自由的价值选择时,人类当然选择需求层次阶段更低的安全需求,为了社会秩序和个人安全而自觉受到法律的约束,但“预防性”反恐立法对自由的伤害应当以小于它达到促进公共安全的效果为标准,力求实现安全与自由价值的动态平衡。从法律功能上来说,由于恐怖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危害严重性,事后的刑罚远不能实现预期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立法宗旨,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存在震慑功能弱化的窘境,此时“敌人刑法”观的出现便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我国的反恐法律体系才刚刚形成,尤其是以“预防”为目的反恐立法内容仍然存在一些错位与不足。首先,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缺失,反恐行政机关得到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加之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公权力的扩张滥用极易造成普通公民和犯罪分子权利的克减,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隐私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侵犯的风险。再者,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预防性”立法的美好初衷在落实中往往可能过度超前,导致反恐法律责任的泛化,可能将公民合法行为扩张性纳入反恐法的调整范围。同时,由于我国恐怖分子的身份认定方式缺少有效的司法监督,反恐立法入罪门槛的降低和行刑责任边界的模糊,国家权力过于强大,使得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和普通公民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救济和保障。最后,完备的法律应当具有可预测性,现行反恐立法中仍然存在的法律术语概念不清、法律术语间不协调等问题,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困难和公民的守法困惑。针对以上“预防性”立法出现的风险问题,应当坚持法治原则、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则,通过进一步完善行政、刑事反恐立法,明确法律术语的外延内涵,让我国反恐立法立于安全和自由的天平之上,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