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汪曾祺小说创作进行了探讨。汪曾祺在四十年代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借鉴接受西方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手法，如1945年创作的《小学校的钟声》，《绿猫》，这两篇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较早的意识流作品的代表。这种尝试是很多作家在初涉文坛之际多元探索写作方法的一种。当然，汪曾祺在当时接受了这种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有一定的原因。五四虽然退潮，破旧的呼声依然高涨，简单进化论的思想让我们无暇顾及传统的优秀遗产，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要让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对于传统的否定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也是文人的失误。另外，在西南联大这样开放、自由的大学里面，汪曾祺读了大量的外国翻译作品，使之接触到不同于本国的新鲜的创作。这个时候，汪曾祺的传统家教被现代大潮冲得所剩无几。但现代派的这种创作手法并没有被汪曾祺沿用，这其中汪曾祺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不适合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最终落寂一样，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探索也不告而终。 八十年代重登文坛的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他用满腔的创作激情实践着这个主张，并且站稳了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坐标。这得益于他良好的传统文化底蕴，前辈文人的影响等。他用他的创作实践实现了文学审美追求的复归，体现了新时期母语写作的本体意义，阐释了人类自由的生命意识，承传了现代抒情小说流脉，题材选取民情、民生、人情、人性，对文以载道的变革等，这是一种纯文学的主张和实践。 汪曾祺的这种对传统与现代观念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史进程也尤为意义重大。现代性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在过去的文学史进程中，包括汪曾祺在内的知识分子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感受使然的。在西方各种思潮涌入的今天，我们不能盲从，也不能固步自守，汪曾祺用他的小说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和现代观念相互交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