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是我国水资源危机的突出表现。水资源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本质上是水资源“治理”危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流域水资源治理的理论框架,二是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理论分析框架对政府、市场和社群这三种水资源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对水资源属性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了水资源管理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然后,借鉴“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水资源治理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水资源的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全面评价了政府、市场和社群三种治理结构在水资源管理中的相对绩效。最后,结合对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我国黄河断流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政府管理在水资源利用的总量控制和公平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效率和适应性方面绩效较差。但是,通过中央计划进行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总量控制具有信息障碍和高实施成本问题,因而往往难以确定合理的总量控制标准,同时执行难度也非常高。第二,当对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通过社会契约决定以后,在水资源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有助于水资源管理效率的显著改善。但是,无论是水权交易还是污染权交易在实施中都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第三,社群参与是水资源治理区别于传统水资源管理模式的独特机制,社群的广泛参与有助于克服信息问题和适应性问题。当社群利益一致性较大并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时,集体行动的承诺问题和监督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第四,水资源具有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属性,这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要求建立多中心和多层次的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