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编年史著作《资治通鉴》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形成了专门研究《通鉴》的“通鉴学”, 但由于《通鉴》本身史学性的限制,导致学界过度重视其史学价值,对《通鉴》文学方面的研究不够。目前关于《通鉴》文学方面的研究偏于冷门,且研究领域较为集中,观点大致相似,从另一方面说尚有研究价值可以挖掘。本文专取《通鉴》中《唐纪》这一部分,试图在文献梳理和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对《通鉴》引用唐文的情况作整体的把握,研究《通鉴》引文在内容、文体、修辞和叙事上的特点,进而探究《通鉴》引用唐文的采摭方法和选编倾向。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是《通鉴》引用唐文概述,首先对引文的定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对引文的作者、引文出现的时间段、引文的文体和引文的处理作了简单说明。第二章研究《通鉴》引文的文体、修辞和叙事。《通鉴》引文以奏议文和诏令文为主,运用修辞、讲究句式变换和用语典雅,叙事上兼具文学色彩、论辩色彩和情感色彩。第三章针对引文内容进行分类研究,《通鉴》引文内容包罗万象,主要包括礼法并重、为政在民、边防藩夷、道释符瑞和崇俭戒奢。第四章探讨《通鉴》引用唐文的采摭方法和选编倾向。通过对《通鉴》引文与引文原文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的采摭方法主要包括：摘录、删削、全录、改写、合二为一、增入和移置次序,有时单独使用某一采摭方法,有时数法并用。通过对《通鉴》所引文章文体、内容、修辞以及叙事上的整体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在真实的撰述历史,他所记事件皆为国之大事,同时我们亦可看出司马光“以唐为鉴”的撰述倾向和宋人对唐文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