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产权是国家治理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集体产权制度背后体现着“国家—社区—农民”的关系。前者所包含的村集体经济生产活动实现了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的增值,后者则明确规定着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等权利束的归属,以及农民个人其他资产、村集体资产的划分、配置与经营,两者也由此构成了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建立高度集中封闭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实现了国家对农民行为自由与发展空间的高度控制。改革开放后,随着体制性变迁,国家向乡村社会赋权与放权,“国家—社区—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弹性与灵活,乡村社会获得了对农村集体产权的实际运行权利,广大农民经济自由发展空间迅速扩展。在现代社会,原有产权制度改革释放的能量发挥达到极限,广大农民的自由发展再一次受到制约。进一步扩展广大农民的自由发展空间,保障新时期广大农民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及权益,需要国家再次向乡村社会赋权与放权,推动集体产权的深度分离与开放,以自由、权利保障及服务供给获得基层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在农民权利及自由发展能够得到保障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一般是正面大于负面;而在农民权利及自由发展受到束缚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因此,对于当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应继续延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趋势,保障农民权利,进而实现农民群体更高层次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