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不断加剧、环境法律法规的不断加强以及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开始推动我国制造业向绿色制造的方向发展。然而,目前国内企业和学者对绿色制造的研究与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采用博弈论方法进行绿色制造下供应链成员决策以及政府与供应链运营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因此,本文运用定量模型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对绿色制造下企业和供应链决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管理策略。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如下：(1)针对绿色生产效益的不同发展趋势和不同发展水平,通过多阶段博弈分析方法研究政府与绿色制造商之间的决策行为及其互动关系,探明不同情形下政府监督行为对绿色生产的影响机理,对政府促进绿色生产提出相应有效的政策建议。结论显示：当绿色生产效益呈上升趋势,政府应逐步降低监督检查力度,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当绿色生产效益呈下降趋势,政府应逐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但加大处罚力度不一定利于绿色生产,政府应为改善绿色生产效益创造有利政策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针对产出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征,利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基于政府补贴的绿色供应链激励机制,通过数理方法分析随机产出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与利润的影响,并借助数值算例分析政府补贴因素对绿色供应链的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随机产出率平均水平的提高,制造商、零售商与消费者均能够受益,而随着随机产出率波动水平的增大,制造商与零售商均有所损失,产品的绿色度水平和零售商的订购量均降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降低随机产出波动因素所带来的供应链成员收益下降与零售商的订购量降低的风险。(3)针对由制造商和回收商构成的绿色供应链系统,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理念建立征收补偿政策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采用数理方法比较分析征收补偿政策对废旧产品回收率、制造商利润和回收商利润的影响,通过数值算例讨论有关因素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采取减征环保费的措施下征收补偿政策实施后资源再利用的效率和绿色供应链成员的效益均比征收补偿政策实施前有所提高,征收补偿政策的实施具有有效性；原材料的单位采购价格和废旧产品的单位回收变动成本等其它因素对提升政策实施效果也具有重要作用。(4)针对零售商与回收商共同负责回收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运作机制问题,利用博弈论建立基于统一回收定价的博弈模型与基于差别回收定价的博弈模型,比较分析单渠道回收、统一定价的双渠道回收和差别定价的双渠道回收三者之间供应链均衡策略的关系,最后通过数值算例讨论相关因素对差别回收定价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运作机制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对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言,制造商选择双渠道回收模式优于单渠道回收模式；在双渠道回收模式中,制造商更倾向于采取差别回收定价策略,但采取统一回收定价策略有助于提升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制造商实施差别回收定价策略的效果会受新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需求价格敏感系数以及废旧产品的单位回收成本等因素的影响。(5)将产品绿色设计纳入到制造商的决策过程中,构建了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产品绿色设计对供应链回收与定价决策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方法讨论了消费者绿色吸引因子、绿色投资规模系数、需求价格敏感系数和废旧产品的单位回收成本等相关因素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产品绿色设计能够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有效地促进回收再制造；消费者绿色吸引因子的增大和绿色投资规模系数的降低能够提升产品绿色度水平,提高制造商进行产品绿色设计的积极性；废旧产品回收成本的减少能够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和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降低产品的批发价格,扩大市场需求量,增加制造商的利润,使企业、消费者和环境均受益。(6)在碳税政策和消费者减排偏好的背景下,针对由制造商、零售商和回收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分别建立了不减排和减排两种情形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得到了闭环供应链的生产和回收策略,比较分析了两种情形下的均衡策略和供应链成员利润,并通过数值模拟讨论了消费者减排偏好系数、减排投资规模系数、碳税等因素对生产和回收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采取减排策略是应对碳税政策的有效措施；当碳税水平低于消费者减排偏好系数时,制造商减排后零售商的订购量并没有因产品的批发价格提高而减少,反而是增多；消费者减排偏好系数的增大和减排投资规模系数的减小会使供应链多减排、多生产和多回收；随着碳税水平的增大,产品的单位碳减排量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上升,但制造商的利润和闭环供应链系统的效益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