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对有刑事处罚记录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护未成年人前科，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随着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前科终身保留制度，却严重的阻碍了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后的发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司法环境的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和改革的必经之路。2008年和2009年中央政法委和最高院相继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建立未成年轻罪前科消灭制度。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的报告义务的免除”，2012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刑事诉讼修正案》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封存制度”。这两个法案出台以后，关于未成年前科保护制度的途径选择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仍旧支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观点，认为将前科彻底注销是最佳途径，这样既符合了刑事政策的要求，又能够最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前科；其次，是支持《刑法修正案（八）》的观点，认为只要免除了未成年的前科报告义务，则前科消灭与否都不重要；最后是支持《刑事诉讼修正案》中未成年人前科封存的的观点，认为其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以上这三个观点，都是未成年人前科保护途径的有效方式，但是由于其内涵外延都有区别，因此不能将其混为一谈，此外，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哪种前科保护方式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不好，任何司法制度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条件，都是利与弊的结合体。本文将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参考国外相关做法，将以上三种观点进行比较法的研究，通过分析其利弊，最后得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在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下，报告义务的免除不能解决未成年人前科问题的症结，前科消灭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最佳的方案是选择未成年人的前科封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