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历史地位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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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新闻史上演绎了一段不朽神话。建国后,对《大公报》历史地位进行过多次争论,褒贬参半毁誉兼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达成共识。“小骂大帮忙”、“国家中心论”等都是对其批评的说法,还有学者从阶级立场出发,认定《大公报》是国民党阵营的政治帮腔。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反思以往的评价是否公允,许多学者重新翻阅故纸堆,以客观的眼光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考察,为《大公报》的骂名翻案。本文作者有感于此,决心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审视历史过往中的《大公报》,探析《大公报》历史地位的新视域。本文第一章将着眼点放在“文人论政”上,从报业理念看其历史地位,“文人论政”既是《大公报》办报观念的高度浓缩,也是其报业长期坚持的精神内核,它包含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的言论特色两个大的领域。第二章聚焦《大公报》的经理业务,从报业实践的角度看其历史地位问题,具体涉及胡政之的经营理念、《大公报》的人事管理和《大公报》的编辑业务三个方面。第三章则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影响,考察《大公报》在不同历史分期对推动时代进步做出的贡献。总的来说,《大公报》的历史地位需要进行全新的审视,对它的评价要站在客观立场,不能做超越历史环境的轻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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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俄”和“反满”舆论潮中出世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对象。《俄事警闻》因研究应对俄国侵略的策略而创刊,1904年2月,随着日俄开战,《俄事警闻》又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