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被侵蚀、同化或取代,与其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仍旧保持自身文化的完整性、独特性和独立性,在正常的文化演进发展中保持不断地传承和发展的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并且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无论是“颜色革命”①还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②,这些实践证明文化安全问题将成为国家发展中的新威胁。边疆地区地处国家的边缘地带,既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也是传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个“话筒”。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是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社会组织和人民等其他主体共同参与来解决和维护边疆地区各种文化安全问题和文化发展的治理过程。云南边疆地区是典型的边疆地区,不仅具有云南边疆特殊的文化安全属性,还有着与内地和其他边疆相近的问题。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为深化对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状况的了解,总结文化安全治理经验和不足,从而巩固和提升云南边疆地区总体文化安全提供了参考。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是在特定的逻辑下生成并显现出来。从云南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转型、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为一体的独特的空间因素、周边关系以及文化自身存在风险是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生成和变化的基本因素,文化认同、文化发展程度是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的变量。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给人民的文化安全诉求、总体国家文化安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际文化形象等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即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安全治理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消极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出现危机,面向周边辐射世界从而对国家整体形象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云南边疆地区大多数文化安全问题都是这种独特的生成因素和变量下的产物,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和影响的把握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前云南边疆地区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综合各项因素来看,当前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具体突出表现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文化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文化安全问题和国门教育安全问题。每一个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又突出和显现为更具体的文化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问题、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以及部分边疆人民价值观念问题使得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中华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使得文化安全认同问题在云南边疆地区凸显。宗教渗透问题、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寺无僧”问题和基督教的冲突问题成为宗教文化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国门学校教育安全问题、跨境民族教育安全问题和境外教育的渗透问题是云南边疆地区突出的国门教育安全问题的具体表现。这些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一些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形态传播问题、中华文化认同问题等,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发生在云南边疆地区,但是不排除云南边疆特殊场域的作用,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变得特殊化成为云南边疆地区特有的文化安全问题。另外一些文化安全问题诸如“有寺无僧”问题、云南独有民族的教育安全问题等是云南边疆地区独有或者是在云南边疆地区尤为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些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展开。这些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态势牵引着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的推进。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围绕一般性文化安全问题和云南边疆地区特有文化安全问题展开。在现实的文化安全治理过程中,这两个维度交叉在一起,并没有特殊的区分。无论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文化安全问题,任何一方面治理出现弱化将影响到整体的文化安全治理效果。根据对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的考察和分析,归纳出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的一般规律。其一,多元的治理主体。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人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面对不同的文化安全问题,各个治理主体承担着不同的治理责任,扮演着不同的治理角色,发挥着不同的治理作用。与此同时,这些主体间又是协同合作竞争的关系,形成了多元的治理主体网络。其二,双重的治理路径。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不仅仅是边疆治理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从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边疆治理”路径主要遵循一般边疆问题的治理逻辑,发挥边疆地区治理优势;“非传统安全治理”则紧扣云南边疆地区具体的文化安全问题,基于非传统安全治理范畴的文化安全问题的隐蔽性和间接性特点,来展开治理的实践过程。然而这两个路径并不是独立运用,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交叉进行。其三,多样的治理方式。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方式主要是针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文化安全问题,基于“边疆治理”路径和“非传统安全治理”路径,采用具体而多样治理方式。总体而言,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类:非专项化治理方式和专项化治理方式。在不同治理主体,基于问题的不同类型和层次,每一类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中,由于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安全治理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这两类治理方式处于综合运用的状态,共同发挥着巩固和提升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的作用。基于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践的考察和总结,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复合属性,治理的问题、任务和内容也具有复合属性。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实际上是围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文化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文化安全问题、国门教育安全问题展开,这些问题既是边疆问题又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问题的双重属性导向多重治理任务。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不仅仅是担负着一般性文化安全治理任务,还承担着云南边疆地区特有的文化安全问题治理任务。多重治理任务决定了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对象不仅仅是防御外部的文化威胁,还需要巩固和发展自身文化。复合型治理模式是针对当前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复合属性的问题、任务和内容而形成的实践。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的复合型治理模式中还存在着一些传统治理与当前形势不相适应,从而出现治理体系上条块分割、治理结构上主体碎片化、治理能力上整体滞后,治理内容上笼统化的问题。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内容。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在治理体系、结构、能力和内容上出现的问题以及面临的种种不适表明,当前复合型治理中的传统治理成分应当进行全面优化和转型。然而,面对“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理论上重构,制度上转型,实践的发展成为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走向成熟治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