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争论了两千多年的老问题,自殷周之际发端,历经先秦开创时期,至宋代形成了一支以“理气二元”为主要内容、以“人性本善”为基本特征的主流而广泛的思潮。然而,处于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康有为,既未远继孟子的“性善论”,也未近承宋儒研辨精细的“性二元论”,似乎与“主流”相去甚远。这实在是一个可以而且也应该引发思考的重要问题,但遗憾的是,不论是关于人性论的卷帙浩繁的研究,还是针对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各种探索,都鲜有人专门就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展开细致的考察,更少有人将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放在整个人性论发展史中加以研究,检视其得失之处及现代性意义。而这,正是本文所重点解决的问题。对于康有为的人性论,本文首先梳理了其思想来源,发现儒学、佛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本文第一章所阐述的主要内容。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本文分别从本质论和工夫论对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展开分析。康有为在扬弃传统哲学中经典人性论思想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气质一元”为主要内容和“性无善恶”、“人性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本质论,同时还提出了以“勉强学问”和“变化气质”实现“性→善→至善”这一变化的工夫论。通过这两章的分析,本文基本再现了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体系的完整图谱。放在人性论发展史中考察,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不仅从人性本质论、功夫论等层面实现了对前人人性论思想的发展和超越,还从形而上的言说中发展出了“平等”、“自由”、“权利”等个体性观念以及“公民社会”这一群己关系模式,这对于今天中国理解并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也不可否认,这集中体现在其思想视域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就前者来说,康有为未能就“性无善恶”作更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没有很好地回答后天的“善”的来源问题,这就使其人性论思想的某些方面说服力打了折扣；就后者来说,尽管康有为努力将个体性的观念引入其思想中,但是受各种因素限制,他却未能实现很好地转换,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的这些不足之处,有待继续研究、批评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