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投标制度于上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为我国的公共采购、大型建设工程和项目等众多领域提供了一种高效率的交易方式。串通招投标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招投标制度的性质,微观上它不仅损害到串通方以外的招标和投标人的现实利益,使得其投资效益的最优化受到破坏；宏观上更是伤害到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种对竞争秩序的违反是由资源的优化配置触发的利益之争,最终毫无疑问会损害到消费者的公共利益。由于串通招投标行为的严重限制竞争性,应将其纳入反垄断法规制。但是,从规制法律来讲,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乃至刑法等法律早有对其行为进行规制的规定,并且反垄断法的规定与其并不尽一致,这就导致串通招投标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协调。从反垄断法自身来说,我国的立法现状、粗线条的立法模式、过轻的责任规定等都导致了反垄断法规制效果的大打折扣。具体到当前,学者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规制原则不明确、宽恕实施不充分以及制裁措施不严厉三个问题。本论文的撰写是在串通招投标反垄断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契点结合域外相关实践和经验,对我国串通招投标反垄断法规制的有关制度建设进行探索,并提出未来反垄断法规制串通招投标存在问题的相关完善建议：首先,加强反垄断法与其他规制串通招投标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使法律规制体系趋于一体；其次,完善反垄断法规制串通招投标行为的相关制度,一是明确反垄断法规制原则,二是保障反垄断宽免的充分实施,三是强化反垄断法律责任的制裁力度,使反垄断法能更有力的发挥其规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