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时段、不同主体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族精神”论的复杂内涵。第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清末民初的“国魂”、“国性”论。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具有转折性的时期。晚清以来新学与新政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认同问题日趋严重。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人从日语中发现了“民族”与“民族精神”这两个重要词汇,并将之传入国内思想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想象。民初以降,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老新党”均开始讨论“国魂”与“立国精神”的问题,他们试图重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与神圣性的“中国”。第二章着重论述1920年代醒狮派与学衡派的“国性”论。随着欧战中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以及战后世界性“东方文化热”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民族与文化自信心逐渐凸显。盛极一时的东西文化论战,彰显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结合东西文明以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野心。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论,多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醒狮派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以实证方法阐释了国性或民族性的产生与存在,并认为此等“灵魂”对民族、国家之演进,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学衡派”也十分重视“国性”与“民族精神”。学衡派学人在揭櫫古希腊与先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试图在学术上确证中国民族与文化上的独立性、本源性、甚至是世界性。第三章尝试阐释193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多元竞争的“民族精神”论。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话语呈现出多极并进的局面,本章试图以几种代表性的论述来进行阐发——张君劢、贺麟等人的“文化建国”论;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种族主体性的重新想象;以及1930年代以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建构中国“民族宗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第四章试图以中日战争为背景,从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呈现“天下”秩序崩解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论述对于各自文化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秉持一种国家有机体论,“国魂”与“民族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主流词汇;中共开始注重“民族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一种兼具主体性与普世性的“中华民族”理念;与此同时,敌伪地区的知识界也有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他们推崇类似于国家有机体论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us),他们竖立起“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国性”、“国魂”与“东亚民族精神”。吊诡的是,敌对各方其实共享着类似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精神”话语,并围绕各自的立场与观念进行着“民族精神”的话语争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