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在于透过对1861年—1901年间，晚清外交权力结构中，北京的总理衙门与天津的北洋大臣之间，围绕外交权力的变化而出现的权力重心的转移以及最终形成的外交权力结构二元性这一现象的观察和掌握，进一步呈现在此期间各种重大外交事件的清晰图像，及其联系线索，以提供理解晚清外交制度发展的另一种路径。晚清外交体制经历了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的演变，这一演变同时也反映了晚清外交观念从夷务—洋务—外务的一个转变过程。 本文主要探讨的重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考察总理衙门设置的缘起，简述清代早期的对外关系，及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设立总理衙门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总理衙门外交权责的分配及其运作方式。其二，论述北洋通商大臣权责的演变，并进一步探讨其外交职掌范围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其三，论述晚清外交权利结构的二元性特征—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在外交上的合作与竞争。因奕訢文祥与李鸿章的合作关系，使得二者的合作达到高峰，其后，文祥去世，奕訢遭受打击，被逐出总理衙门，总署权力下降，沦为—备咨询的顾问机构，北洋大臣李鸿章独掌对外交涉。在李鸿章下台后，清廷外交又短暂地回复到督抚外交的局面，直至外务部的成立，才结束了晚清外交权力机构混乱、政出多门的局面。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晚清外交体制的演变长达40年，其间形成的外交权力重心双元化对晚清对外交涉的影响，致使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处理外交事务都没有独立的主导权，相互受到牵制。晚清外交失利，固然与清朝的国势有关，但这种外交机构权责分配的混乱，外交体制的落后，导致的对外交涉时政策的反复与被动，则不是一句“弱国外交”可以修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