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左翼哲学家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的框架下,阿多诺揭露了文学的“野蛮性”,同时这一评判也引来了许多争议。本文以阿多诺的论题为出发点,选取德国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和贝尔托·布莱希特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这两位作家生平创作的主要活跃期在纳粹德国时期,但两者对外部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反应截然不同:贝恩信奉“艺术独立”和唯美主义的文学观,是诗歌写作面向虚无的典型的形式主义派诗人;布莱希特信奉“艺术介入”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是诗歌写作面向现实的典型的政治作家。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分别代表了文学“野蛮”与其“不野蛮”的一面,他们两者对外部政治环境的态度也反映出了他们对文学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除此之外,文学的“野蛮性”也折射出文学的语言危机,即文学写作日益走向边缘化,逐渐脱离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最后,笔者结合了当今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学发展现状,借鉴了伊格尔顿和罗蒂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试图梳理出在此种文学的“野蛮”危机境况下的文学前景和文学发展方向,并对人们做出的不同文学选择加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