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字经济占我国经济的比重也在连年攀升,数据俨然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可以说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跨入数字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数据被越来越广泛的收集,数据规模呈现出几何级数高速成长,个人数据被滥用甚至泄露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使得数据主体对于其个人数据的控制力受到极大的挑战。此外,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引致互联网“锁定效应”的现象客观存在。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提出更要求让数据成为社会化利用的资源,数据生命在于使用,而使用就是流动、结合或匹配,这需要建立社会化的数据分享机制,这是数据发挥其生产要素价值的关键。因此如何制定规则增强个人数据控制权、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促进数据流动成为立法重要的考量因素。对此,欧盟率先在GDPR中确立了数据可携权,之后美国加州、澳大利亚、英国等陆续颁布法案确立了数据可携权。数据可携权的基本内涵是数据主体有权从数据控制者处获得其个人数据的副本以及要求其个人数据在不同数据控制者之间流转。数据可携权可以加强数据主体对于其个人数据的控制力,充分促进社会数据流动及社会创新,从而平衡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利益。本文梳理了数据可携权的立法起源、作用及其法律性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加强个人数据控制权和打破互联网的“锁定效应”开始受到重视。此外就个人数据的法律性质来说,目前存在人格利益说、个人数据权说、人格兼财产权说等多种观点。通过介绍欧盟、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加州现行立法中关于数据可携权的立法以及权利架构,分析得出数据可携权的确立可能会导致与竞争法理念和第三方的权益存在冲突以及域外立法经验带来的启示。我国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对于个人数据权益保护仍存在不足,并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中对于数据可携权的实际需求,并从当前域外数据可携权的实践中分析数据可携权的可行性及其借鉴。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出台,个人的数据权益属于一种具体的人格权益已经确立,此外“查阅复制权”的确立意味着我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可携权本土化的法律基础。数据可携权的本土化应该注重平衡个人和企业之间的权益,并遵循所有权与使用权二分原则。由此本文提出对于已识别的个人信息应当赋予自然人数据可携权,对于可识别的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分行业列举的方式赋予自然人数据可携权。并可以采取建立数据流转平台的方式在开放银行领域率先实施数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