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以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理论为依据进行了深入的金融改革,但是在金融改革之后,几乎所有进行改革的国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针对这一现象,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金融约束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以金融深化的形式进行金融发展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积累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引发金融危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金融约束”的形式进行金融发展。麦金农则根据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进一步证据,在《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一书中阐述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具有不同的顺序,并根据案例分析经验性的给出了金融发展顺序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指出不同国家应根据不同的初始状态,以适当的“金融控制”方式进行金融发展,其所指的“金融控制”与斯蒂格利茨等人的“金融约束”是一致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国际上众多国家金融发展的案例表明,忽略金融发展的顺序而盲目地进行金融深化,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研究我国金融发展的顺序问题,检验其是否符合麦金农所指出的金融发展顺序的一般原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对金融发展理论做出验证,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新时期金融发展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依据。在第一章中,本文根据对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理论以及金融约束论的回顾,认为金融发展中确实存在着顺序的选择问题,并梳理出金融发展顺序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首先应该促使国内商品可自由交易,建立相应的价格体系以优化资源配置。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普及税收基础,控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随之产生,此时应该以金融控制的方式发展金融市场,促进资本的积累,支持经济的发展,同时保持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当金融体系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有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的法制监管体系,为后续金融发展奠定基础,在改革接近尾声时开放银行业,最后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同时以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和阿根廷的金融发展案例来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顺序问题。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韩国在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及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之前,率先进行了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并且在此时过早的放松了货币控制以及信贷控制,致使韩国政府对银行的信贷规模失去控制。阿根廷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过早地对外开放了资本市场、没有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以及进行银行监管,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导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过度的依赖外资加剧了金融系统风险。本章中还评述了针对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在第二章中,本文简要梳理了文章的分析框架,即采用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范式,在对金融发展的全过程划分阶段以后,以描述初始状态、分析演变过程、实证评价发展结果的方式对每一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本章也介绍了实证分析中所用方法的基本原理。对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做了简单明了的介绍,并且对“变异系数”指标做了说明。同时以一个简单的模型推导出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效率增长率之和,说明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即金融系统依靠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本章还根据经济周期对我国的金融发展划分阶段,经济周期的划分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由于篇幅所限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本文采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将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中长周期的观点,以1992年和2004年为分界点将改革以来的金融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我国现在处于第三个阶段的起点上。在第三章中,对金融发展的第一轮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我国由完全的计划经济首先进行了商品市场的改革,逐步推进商品的自由交易,加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金融发展的需求随之产生,我国主要采取金融控制的方式建立了金融体系,主要目的也在于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服务。由于在此阶段金融体系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金融规模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效率却在不断的下降,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发展初期过度强调规模的扩张以及国有企业贷款需求的预算软约束。有学者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建立金融体系以支持当时的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林毅夫,1999)。本文认为,在金融发展的顺序选择上,我国第一阶段金融发展基本符合金融发展顺序一般原则的第一步,即首先降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建立自由交易的产品市场,促使对金融需求的产生,初步建立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以金融控制的方式增加资本积累。但是在金融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上,麦金农在财政政策取向方面认为缩减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能稳定宏观经济的论断是不全面的,正如分析中所看到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复杂,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引发了我国第一阶段的几次较为严重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在政策取向上不应该仅仅以降低财政支出总量为目标,还应该重视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此外,麦金农并不主张在改革初期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他是站在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分析原因。但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导致了其贷款需求的预算软约束,进而引起资本产出效率下降,是麦金农所没有进行分析和给出解决方案的问题。在第四章中,对第二轮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本阶段的金融发展中,我国金融效率得到明显改善,金融市场竞争性加强,资本产出率稳步上升,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本阶段金融发展顺序符合麦金农的一般原则,即在金融体系具备一定规模以后,引入竞争,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提高金融效率。但是由于金融控制中政策和资金的区域性倾斜,使我国1993年以后的区域经济二元化结构严重,地区人均收入、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差距都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虽然这一趋势在近几年来有所好转,然而整体上的差距却依然存在。这种差距反过来又制约了进一步的金融发展。企业贷款需求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虽然在总体上得到改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了贷款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国有企业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对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仍然较少,这也降低了资本产出效率,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资本产出效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第五章中,我们描述了新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的顺序,得出如下结论:除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的问题之外,我国的大部分证据符合麦金农所提出的关于金融发展顺序的一般原则。本章还根据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状态,归纳出我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战略。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综合本文对我国过去将近三十年来的金融发展状况的分析,我们指出我国在今后的金融发展中应该重点注意以下问题:一、在对第一阶段金融发展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政府不应该只追求缩减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宏观财政目标,还应该合理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整体和结构上稳定宏观经济,否则金融发展可能依然会受到通货波动的影响。二、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还相当严重,货币当局还不应该完全放弃直接的信贷控制手段,而是要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控制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这样,即可以在总体数量上保证信贷规模不至于盲目增长,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优化资金的配置效率。如果未来经济处于通货稳定状态,则可以适当放宽利率限制,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三、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根据我们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方面的,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上要注意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同时要注意经济发展的效率,努力促进不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以提高总体经济增长效率。四、对于农村金融发展,应该采取类似于我国金融发展初期的政策,以政府为主导,采取控制手段建立相应的金融机构,引导资金流向农村以促进其经济发展。与当时不同的是还应该同时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促进局部市场的竞争,在发展初期就注重金融效率。五、我国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目的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市场竞争,但是麦金农所指出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发展使得改制后国有商业银行所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在监管方面严格把关,进行有效合理的监督,尽可能降低进一步的金融发展所能带来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