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除了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14种职务犯罪外,监察委员会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类别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具有政治属性的监察委员会成为职务犯罪调查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成为监委调查取证程序的法律依据。为达到独立监察之目的,全新的以监察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得以确立,实现了反腐败资源的集中、反腐败效率的提升。监察证据规则有选择地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其规定较为粗疏,实践中存在难以达到“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与标准相一致”的情况,也就是《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衔接尚不通畅。而在职务犯罪调查取得的所有证据中,最受办案人员重视的当属言词证据,因此,本文着重对其在取得、移送及非法证据排除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我国监委调查职务犯罪言词证据相关问题,首先离不开对监委调查职务犯罪本身及其特征的把握,监委调查的职务犯罪当然具有职务犯罪的共性,一是犯罪主体通常具有区别于普通人的身份和地位,拥有一定的职务权力,同时犯罪主体知识文化水平相对一般人较高,二是监委调查的职务犯罪行为发生通常较为隐蔽、时间跨度大,这就决定了监委调查职务犯罪的思路一般是由人查事、由供到证。然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呈现出新的特性,新的调查主体、调查措施、调查权力以及新的证据体系,无疑也为监委职务犯罪调查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剖析问题从监委调查职务犯罪言词证据的取得、移送及非法证据排除三个阶段入手,分析取证合法性、所得证据可靠性、证据移送范围、审查标准及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相关问题,发现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从而提出避免过分依赖言词证据、进一步规制取证程序、证据标准及排非规则以及提高调查人员法治化水平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