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赋”是盛行于秦汉时期朝野上下的一种文艺形式。“俗赋”以“诵”为其表现传播方式，因而以韵文造句，语言通俗；在文体特征上或假设客主对话，或用口诀格言形式，无严格之形式限制，容易接受或包含其它文体形式；内容上或叙事，或辩智，或纪行，或咏物，或启智传播知识，应用性文学占有相当比重；风格诙谐嘲戏，而政治色彩浅淡。俗赋的类型可大致区分为四种：1、故事俗赋。2、客主论辩俗赋。3、咏物类俗赋。4、近于俗赋的实用文及其他。作为最平民化的文学形式，俗赋曾在人民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进行言语表达的艺术化形式。 我们对俗赋的上述认识，主要源于敦煌俗赋的出土及其特征的被揭示。敦煌俗赋的发现，填补了赋史的空白，同时也促使人们探讨赋的源头，学术界一致认为，秦汉“杂赋”就是敦煌俗赋的源头。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主要探讨秦汉“杂赋”的内容，认为秦汉“杂赋”来自下层，篇幅相对短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政治色彩淡薄，且基本上是口诵文学，因而“杂赋”包括了大量的俗赋。 第二节讨论俗赋的传播方式“诵”。“诵”是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讲诵方法，具体方法无法详考，六朝以来佛教的“转读”“唱导”，就是借鉴了它的宫商声气的形式；秦汉以来的“诵”法正是由释家传到唐代的。因此我们可以借用佛典中对“转读”“唱导”的记载推测秦汉时的讲诵方法：用近乎歌唱式的方法，把高低、长短、洪细变化的声调羼糅在念诵之中，造成一种特殊的音乐效果。 第三节是本章的重点，主要讨论俗赋的渊源。认为俗赋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它是在民间讲诵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的。先秦时期盛行民间的各种传说和寓言故事，是故事俗赋的产生的源头。当人们用富有节奏感和音韵和谐的语言形式讲诵某一故事时，它已进入了故事赋的领域。文人正是借用了这种民间故事赋的形式，只保留故事框架，而淡化故事情节，加强对其中某一事物的铺排描写，促使汉大赋的成熟。 先秦时期民间争奇斗胜的伎艺，则蕴育了客主论辩类俗赋。这类俗赋以争胜论辨为主，没有故事情节，自然也不追求人物关系的发展。 古老的民间谣谚则是咏物类等歌诀体俗赋产生的源头。“成相体”是劳动的号子，瞽史用成相的形式向王公贵族讲诵“大道”，文人学者则用成相的形式宣扬他们的学说，这种道德说教的内容是用“讲诵”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各阶层的，因而就有了俗赋的性质。民间各种仪式上的讲诵文，传播各种知识的应用文，大都音韵和谐，节奏明快，靠“诵”的方式代代相传，因而也是俗赋不可分割的部分。隐语是民间娱乐的方式，它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用一系列比喻从各方面暗示描写某一事物，因而具有咏物赋铺排的特性。 第二章对汉魏六朝的俗赋作品进行了挖掘和钩稽，并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讨论，大体上揭示了俗赋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线索。 第一节讨论汉魏六朝的故事俗赋。本节把故事俗赋分为拟人故事赋和人物故事赋两类。拟人故事赋以新出土的《神乌赋》最为典型，它证明汉代民间寓言故事赋存在的确定无疑。人物故事赋虽然尚未发现像敦煌《韩朋赋》那样的样板作品，但我们从这个时期的众多史料、尤其是文人创作中发现了一些近似于人物故事赋的作品，为我们肯定这个时期存在人物故事赋找到了坚实根据。这一节我们还论述了“故事俗赋与按图讲诵艺术”，既落实了先秦以来俗赋的传播方式，也为敦煌变文找到了源头。 第二节讨论汉魏六朝的客主论辩俗赋。客主论辩俗赋从产生之日起，就以调笑戏诓为其本色，这是第一类。文人在调侃戏谚之时，把自己的失意、愤跷之情寄寓其中，表现出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的风格，这样就赋予这类俗赋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这是第二类。 第三节讨论汉魏六朝的咏物类俗赋。这里所说的咏物之“物”，是一个较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动植物及其他没有生命力的具体物体，而且还指人、与自己相对的环境场景等。据考证，现存的调笑戏谚的咏物赋从汉末才出现。这类俗赋往往嘲笑人形貌丑陋，或以戏遁的态度写动物、植物，用以游戏取乐或调笑讽刺他人。 故事俗赋以叙“事”为主，客主论辩俗赋以辩“理”为目的（有时只重视辩的过程，并不太关注辩的结果），咏物俗赋以写“物”为表现方法。“事”要生动，要有矛盾冲突，这本来是“小说”的职责，所以六朝以后，故事俗赋逐渐让位依附于小说。如果是正而八经地论辩事“理”，那岂不是庙堂讲经、君子论道，所以客主论辩俗赋所讲的“理”，是“歪理”、是“怪理”、是“奇理”，或者说是正理反说，是嘻笑怒骂，寓庄于谐。同样，咏物俗赋所咏的是“奇物”、“怪物”，是哈哈镜前变形了的“物”。 第四节讨论近于俗赋的实用文及其他。民间仪式，可分为庄重的礼节仪式 （如各种祭礼、驱摊、丧葬、婚冠）和欢快的娱乐仪式（如一些社会交际仪式）两类。它们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而代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