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医疗合同以及我国医疗纠纷相关立法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入手,厘清了医事关系、医疗法律关系(医疗关系)、医疗合同关系等基础法律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医疗失当行为(Medical Malpractice)进行了定义,即,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因疏忽,行为不当,基本技术缺乏,或违反约定义务而导致相对方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它属于合同当事人中的医方的一种不当行为——其包括但不限于因主观过错造成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违反。本文的第二章首先以我国当前两大类医疗机构的医疗失当行为为切入点,在分析我国当前两大类医疗机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对各类医疗纠纷的法律调整方式进行了定位,并得出结论:无论营利性医疗机构抑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医疗失当行为应当至少是不排他地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其后作者对医疗实践中的医疗失当行为在民法中的具体性质进行了比较法的分析和实证的分析。并针对我国当前占主流地位的“侵权行为说”分析了其三个固有缺陷,即:举证责任问题、诉讼成本问题以及法律的预防功能的实现问题。第二章还详细地阐述了契约法上的非财产损害理论,进一步为医疗合同存在必要性和存在可能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后,文章对医疗合同类型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应对政策进行了讨论:首先,文章对医疗合同类型化可能带来的立法协调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尽管医疗合同类型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合同法中不可能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做出具体的规定,那么法官在适用合同法解决医疗纠纷时仍要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则合同法规定医疗合同是否属于多余?本文的解释是:合同法分则对于买卖合同亦有详细规定,但在处理加害给付的买卖合同案件时,极有可能要援引《产品责任法》的规定。那么,我们在合同法分则将医疗合同类型化,并对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做出规定,有利于法官在解决医疗纠纷案件<WP=6>时的审判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时,在涉及人身损害的医疗合同时,法官完全可援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判。本文认为,此种援引与买卖合同案件中对于加害给付部分的审判时对《产品责任法》的援引并无实质区别。简单地讲,对于医疗合同有必要类型化以规范审判;同时,这种类型化带来的所谓的立法冲突问题和立法重复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文章的本部分还对医疗合同中比较敏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结合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并得出结论:在特定的“由合同一方提供与对方身体或精神利益休戚相关的服务的合同”中,合同法应当支持受害人根据违约行为所造成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最后,这一部分还对医疗合同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无论是以合同上的违约责任调整医疗失当行为,还是以侵权法中的侵权责任调整医疗失当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都存在偏短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在医疗合同类型化之后,在合同法总则的“其他规定”一章对于医疗合同的诉讼时效进行特殊处理——这种做法并非打破了合同法的合理体系,而是类似于合同法对于技术进出口合同等进行特殊处理的一种务实而必须的做法。具体诉讼时效期间可参考德国等国关于手段性债务以及结果性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二章得出的结论为后文推动医疗合同典型化提供了较为稳固的基础。第三章对医疗合同的性质——即医疗合同在合同法中所应处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并以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关于各典型合同的划分方法为依据,分析了医疗合同在我国合同法分则中实现典型化的逻辑基础。其主要理由是:现行合同法分则对于各种有名合同的规定,其划分标准并不统一,有些是按照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为标准划分,例如赠与合同,承揽合同等;有些是按照合同所涉的行业为标准进行划分,例如运输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结论是:在合同分则对医疗合同进行有名化处理,并不扰乱合同法的现有体系。第三章还分析了医疗合同类型化过程中的其他几个重要问题。主要包括: <WP=7>第一,医疗合同的成立及相关的强制缔约义务问题;第二,医疗合同的主体问题——涉及公费医疗制度所涉的主体问题和转院情况下的医疗合同主体的确定问题;第三,基于医疗合同所涉当事人的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对医疗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全新视角的考察,同时也对医方义务和患者义务进行了类型化阐述,并探讨了医疗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最后,在设计医疗合同的归责原则问题及违约责任构成要件时,作者选择了多元归责的处理方法,即,在医方违反其根据结果性债务所负之义务时,应以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归责;在医方违反其根据手段性债务所负之义务时,应以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并且,此种多元归责方式的选择与合同法的现有逻辑安排并无冲突,理由是,在合同法分则中,已经有类似赠与合同等若干种合同类型适用非严格责任作为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