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停留在语言和文本的层面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的出现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操控派认为翻译总是出于某种目的的操控和改写，其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更是让文学翻译领域充满了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味道。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移植，并通过文化移植跨越文化沟壑并达到文化融合。本文选取Updike同时荣获三项大奖的代表作品《兔子富了》作为文学翻译中文化移植现象研究的载体，一方面是因为这部被誉为“美国社会断代史”的作品几乎涵盖了美国社会全部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是因为Updike及其作品于1978年正式进入中国后，人们对他和《兔子富了》这部作品的接受心境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过程不断变化并呈现出鲜明特点的。本论文旨在分析该作品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一阶段初、末的两个汉译本中文化元素移植程度的不同，并进一步找出隐藏在这种不同背后的深层原因。　　纵观30多年来对“兔子系列”的研究，均把这一系列视为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习惯性地从社会学、哲学或其它角度加以研究和评论，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是一部翻译文学作品，因此，国内学者很少从翻译学角度对《兔子富了》这部作品去做研究。本文从操控理论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出发，利用定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并根据H.H.Stern对文化的分类方法，对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Group）2006版的RabbitIsRich及其1990年重庆出版社、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两个汉译本中的文化内容进行对比研究，以探求文学翻译中文化移植过程及最终的体现与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之间紧密、复杂的联系。　　经研究发现：即使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内，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仍然对翻译起着操控作用；受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文学翻译作品中的文化移植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相较其它文本类型的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更容易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补充了之前相对较少从翻译角度研究《兔子富了》这部作品的状况;让人们能看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翻译中文化内容的影响，从而以更加客观的角度评价翻译作品，并再次验证了操控理论的普遍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