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减负,就是针对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重,政府所推行的以减少基层行政事务为主要目的工作,其中核心要点在于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然而,自从社区减负工作引起重视以来,社区减负就始终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基层盼望不止,政府屡次部署,却又最终收效甚微的境地,造成了社区减负难这一现实困境。本研究以湖北省荆州市社区减负工作开展情况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系统回顾了当地历史上三次相对集中的社区减负历程,并对其中遇到的困难和教训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文献、个别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法,结合制度变迁、行政发包制等公共管理理论对社区减负难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本文发现,在历次社区减负工作中,社区减负政策的制定受制于“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泛化,社区减负政策的实施受限于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在认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强大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只要全能型政府模式不改变,不断泛化扩张的行政职能本质上否定了推行社区减负、建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原动力。另一方面行政发包制导致管理人员将事务层层转包、社区去行政化带来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落和物质利益受损、孱弱的社会组织无法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需求、缺乏参与社区建设传统和社会资本的社区居民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社区减负政策难以有效实施,社区负担积重难返,造成了事实上的减负难。社区减负难的治标之道在于改善社区居委会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等,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有限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