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付诸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国已由引进外资为主逐步过渡到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取自然资源、开辟国际市场、获得前沿技术。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升级、贸易结构、母国就业等方面,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溢出的研究则比较少。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便更好的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以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实证结果表明:(1)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负向效应,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还未能成为传递国际R&D资本的有效渠道;(2)国内R&D资本投入仍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3)从分区域的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外直接投资仅对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中部和西部的逆向溢出效应无法实现;(4)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影响,当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某一门槛值时,将引发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因此,政府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对于逆向溢出效应已经显现的地区,应加大其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力争通过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有效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对于吸收能力尚不足的地区,则应将重点放在培养其吸收能力上,包括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完善金融服务等,使其达到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之上,以利于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