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议题之一。大量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单位制度的变迁史、单位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加以分析;二是聚焦中观角度,从单位组织的内部构造、运作逻辑及组织与人的关系加以探讨。而微观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微观透视,则较为薄弱,造成单位研究“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单向度缺憾。受单位制浸染,单位化最为彻底、单位记忆最为深厚、单位惯习最为完整的单位人,不是至今仍旧身处单位中的单位职工,亦不是单位体制下的全部社会成员,而是那些退出单位坛场却还怀有强烈单位意识的退休人员。在单位工作时期,单位组织承载着公共性,造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透过单位组织获取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公共精神生活资源。单位人在持续的交往和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动方式,形成了高度划一的集体意识与单位认同。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和终结,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凸显为重要的实践议题,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趋向使得新的符合时代特点的社区认同亟待产生。本研究试图将“单位人”带入单位研究的分析视阈,透过“退休人员”这一特殊“单位人”群体,反观单位对“单位人”集体认同的构建,寻求社区生活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径。通过对于田野对象G社区的实地考察,发现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G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传统的“单位”色彩和因素。因此,本研究重在揭示“后单位”时期社会成员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复杂的互构特点,以期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回顾单位居住区的形成及其特征。G单位居住区的变迁与驻区单位的变迁史密不可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组织功能两方面对于单位人的单位意识生成的影响。从主观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人对单位光荣与辉煌、苦难与危机以及日常生活情感等方面的“记忆痕迹”。揭示“单位人”集体认同形成的背景,即单位社会时期单位人纵然生活在社区,社区公共性是由单位主导和承载的公共性,其认同的来源依旧是单位。其次,描述单位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特殊路径。单位制度的解体使得单位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依附性也随之解散。单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开来,大部分转由社区组织承接。传统的单位人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态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位人社区认同的建构成为“后单位”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中新的命题。“单位”之于社区生活的“场域”来说似乎应该完全处于“撤场”或者“离场”的状态,然而在G社区中单位时期延续下来的各类组织传统和文化传统在社区层面依然发挥着效用。后单位社会背景下社区中存在着单位“隐形在场”的现象,体现出单位“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单位“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单位“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等特征。再次,分析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因素。单位社会即使消解,却也遗存了丰富的资源,通过单位人的惯习作用在社区生活场域中展现出来。“单位”尚未完全撤离新建的社区场域,既具有一定的正功能,其负功能也是显见。制约社区认同实现的困境因素中,来自单位社会的力量还是极为强大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单位的衰败及其衍生的干群矛盾,导致干群之间关系上难以弥合,行动上相对独立,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动员能力减弱甚至消失;二是小圈子的生成与封闭运行,导致社区活动和社区工作在影响力和辐射力上大为减弱,社区非正式组织妨碍社区公共性生长;三是老龄化造成社区活力不足,导致社区各项事务与活动参与率不足,社区整体气息沉闷,缺乏内在的活力;四是行政化社区与居民之间产生区隔,导致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与合作关系难以建立。最后,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可能路径。“单位”与“社区”不是后者简单地取代前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性、共生性和谐变性。既有的研究通常于政府与社区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维度上构想社区的模型并评估社区的走向,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社区形成前中国社会的单位属性有所忽视,割裂了传统单位与现代社区的内在关联,抛离了过去既有的基础进行社区构建。社区建设乃至社区治理应遵循多样化视角和多元化路径,尤其是在典型单位制色彩较浓的地区,更需尊重历史本身的衔接与承递。针对当前的G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单位”并未完全“离场”的状态,本文认为需要将单位内部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碎片化的“单位”资源重新整合进公共性构造转换的认知图式里,使其在新的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的功能。通过考察单位时期留下的遗产及其功能,在社区建设时期不做弃置而是为之所用,继而促成新的社区认同与社区整合,可能会成为社区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