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5批指导案例中的第72号案例与其随后审理的（2017）民申974号案件的案情是非常相似的,可裁判结果却大相径庭,指导性案例认可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确立了法律关系转变说,而974号案件认定为不是以物抵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以两个案例的对比为切入点,引入以物抵债。从传统民法来看,以物抵债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但其与传统民法中的代物清偿十分相似,导致很多学者认为以物抵债就是代物清偿。但传统民法中的代物清偿强调要物性,这就导致仅有以物抵债合意而没有现实交付这种情形下的以物抵债合同的效力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在第二部分以物抵债的界定入手,从不同维度解析以物抵债,针对司法实务界无法达成共识的以物抵债的界定和效力问题,通过比较的方法研究以物抵债与代物清偿、让与担保、债的更改、新债清偿等制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厘清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严格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的区别。第三部分笔者以时间顺序试图展示最高人民法院对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的裁判思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对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的认识变化过程,研究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的认识过程,最终形成以当事人的效果意思为中心进行类型化研究和界定,运用传统民法中的代物清偿、债的更改、新债清偿等对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中出现的不同情况进行类型化裁判,明确代物清偿是已经履行完毕的以物抵债,是严格意义上的以物抵债;当事人在订立以物抵债协议时没有明确消灭旧债时,是存在新债和旧债并存的以物抵债协议,基于有利于债权人的角度考量,应当认定为构成新债清偿;当事人订立以物抵债协议时意思表示明确,指出用新债来消灭旧债,一旦以物抵债协议不履行,债权人不能主张旧债权,只能请求履行以物抵债协议,此种情形构成债的更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民申974号案件中明确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系一种变相的担保方式,不属于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第四部分笔者在探究当事人订立以物抵债效果意思的基础上,结合以物抵债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履行情况,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案例为视角,类型化界定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的性质和效力,将形式意义上的以物抵债以起诉时为标准划分为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并交付抵债物、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未交付抵债物、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并交付抵债物和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未交付抵债物四中类型。第五部分笔者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案例中总结出最高人民法院将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排除在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范围外以后充分肯定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有效性,并以当事人的效果意思为中心类型化地界定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将已履行完毕的以物抵债协议认定为代物清偿性质的以物抵债;将明确新债取代旧债,旧债消灭的以物抵债协议认定为债的更改性质的以物抵债;将未明确新债消灭旧债的以物抵债认定为新债清偿性质的以物抵债。笔者认为债务清偿期届满前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代物清偿是严格意义上的以物抵债,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抵债包括代物清偿性质的以物抵债、新债清偿性质的以物抵债和债的更改性质的以物抵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考虑摒弃以物抵债的概念,引入代物清偿、新债清偿、债的更改等概念并逐步完善,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冲突,达到类案裁判的统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