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问题被提到了全新的国家战略高度,“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受到了同等重视。环境污染风险显现出突发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征,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执法规制”无法有效化解环境污染风险难题,并制约环境执法方式创新。简单“一刀切”的方式无法回应企业环境守法能力的差异性和守法成本的复杂性,无法促成企业采取更节能环保的技术、设备和工艺。在种种困境下,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应运而生。本文通过阐述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基本理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行政约谈制度在环保领域的重要作用,以克服环保治理的诸多困境。本文以环保领域的行政约谈制度为中心,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概念,明确约谈对象。并对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特征和法律性质进行分析,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的特点,为准确定位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性质,探索基础理论指明方向。第二部分,探索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理论基础并对其进行功能定位。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平衡理论、商谈理论为环保领域行政约谈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促进了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发展。其次,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事前预防”、“多元共治”等功能为有效化解环境污染问题所显现的突发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提供指引。第三部分,行政机关在面对环境污染风险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不可逆转性时,分析其在运用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开展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存在区别性约谈和强制性约谈现象;约谈程序设置与衔接不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环保领域行政约谈的执行力度较低;缺乏被约谈企业的惩戒机制和救济机制。第四部分,提出完善环保领域行政约谈制度的建议。首先,强化行政机关平等协商的约谈理念,制定协商规则。其次,以完善程序设置和监督机制来保障约谈措施的执行力,最后,健全惩戒机制和事后救济措施,不仅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以此来共同努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