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作证，即通过遮蔽证人的面容、改变证人的声音等方式，让证人在一种相对隐蔽的环境中作证，以避免身份泄露而遭到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打击报复。这一作证方式，具有相对的秘密性、保护的预先性和适用的经济性等特征，能够有效的保护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促使证人出庭作证。隐蔽作证制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确立，该制度由最初适用于针对儿童、妇女的性侵案逐步被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形成了自身的适用对象、条件、案件范围、程序以及配套措施，对保护证人的安全，促使证人出庭作证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新一轮的刑诉法修改中，正式建立了这一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护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现，促使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减少书面证言的适用、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实现审判公正；顺应了我国厌诉、耻诉等传统作证心理和人情社会的国情，有利于证人社会的建立；且该制度的运行成本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其实施。笔者认为，这一制度要想在我国顺利的施行，还面临着来自公、检、法三机关和辩护律师造成的障碍，并且该制度自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如适用对象、案件范围、条件不够全面和合理、实施该措施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程序性规定、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等，这些障碍和缺陷的存在势必影响该制度的顺利施行和作用的发挥。针对这些障碍与缺陷，笔者提出了规制法官对证人是否出庭的自由裁量权、规制公、检机关侵害证人“法律安全”的行为、提高证人证言的稳定性等措施，以破除该制度所面临的潜在障碍。通过增加职务犯罪、性犯罪等案件类型，完善该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增加弱势证人、特殊证人无条件适用该制度，完善其适用对象；明确证人财产受到威胁与侵害时，可启动隐蔽作证制度，以完善其适用条件；制定完善的申请、审查和决定等程序规定，使该制度更具可操作性；建立保密和泄密责任追究制度、证人身份信息泄露后的补救机制以及证人服务制度等配套措施，保证隐蔽作证的顺利实施，有效的保护我国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促使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