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制度是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身份建构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晚清时期中国政府的条约观念和对外行为转变的根源。按照“身份转变—利益构建—行为转变”的分析路径,遵循“身份认同界定国家利益与政策行为”的逻辑,深入分析晚清时期的条约观念和对外行为。近代以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使得中国以天下中心自居,在中国与外国(主要是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形成了封贡制度,这种地理中心观、文明中心观导致严守华夷之辩成为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晚清时期中国的身份经历了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身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改变,天下时期的中国,视华夷之辩为大防,百般拒绝甚至抵制公使进京,而较少甚至不予考虑经济、司法、安全等利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开始考虑国家主权,希望通过条约改变不平等的地位,导致这一转变是的中国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然而,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中国并没有完成身份的建构,其他国家未将中国视为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而仅是一个可供任意宰割的殖民地和商品市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这正是晚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