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十九岁（1953年）投身文学创作，此后便笔耕不辍。六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挚诚热情的姿态跋涉，是中国文学史上持续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丰富的作家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春之声》，再到《活动变人形》，王蒙的相关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当代小说的艺术发展、塑造了当代小说的时代特征、拓展了当代小说的文化内蕴。可以说，王蒙以其特有的活力和激情深刻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构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旗手式作家。王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艺术成就，固然与其多彩的社会阅历、多重的社会身份、丰富的学识涵养相关，但更深层上却与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相关联。其实，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人，王蒙骨子里一直承担着某种价值担当，在当代文坛和社会上保持着较高的参与度，即使在经历黄杨厄闰和坎坷沉浮后，他依然能够乐观进取，笔耕不辍，这与其精神底色和文化人格中深刻的儒学影响及浸润相关。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部分信念深刻塑造着王蒙的文化品质，深刻塑造着其作品的文化品质。他用六十年“写龄”的妙笔，在传统文化氤氲氛围里传递着独特的“儒士”人文情怀。王蒙文化心理中最突出的情结就是“外王”之道，其小说塑造了很多带有“外王”气质的知识分子形象准确地体现这一特征。从当代的人格营造的角度而言，儒家的文化思想最宝贵的精髓之一即是其“外王”的诉求，这正是千百年来“儒士”所追求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境界和宗教性情怀。“外王”强调“立功”，强调“兼济天下”、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使个体充满家国情怀，更富于建设性和正能量。王蒙笔下的“少共”情怀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内容上也是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化表现。王蒙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着积极乐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品质，他们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理想与抱负，这也是积极用世态度的题中之义。例如《杂色》中的曹千里、《蝴蝶》中的张思远、《布礼》中的钟亦成等，均体现了建功立业的执著追求和忧患意识。“外王”与“内圣”是合二为一的儒学人生观。“内圣”也是王蒙小说中体现颇多的儒家文化要素。“内圣”强调的是“明德”，有了“内圣”的修为和基础才能做“外王”的事业。“内圣”与儒学中“仁”的内涵异曲同工，它主要侧重于对内寻求心性的修养，旨在使个体修身以立德。王蒙小说中体现了“内圣”情怀的诸多内容，例如坚贞不渝的忠诚意识，宽仁大度的恕道，“克己”的自律意识和孝道等。儒家文化不仅有充满正能量的一面，也有自身的弊端。王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等一些作品中也对此进行了理性批判，这也表现了作者辩证的态度和可贵的反思意识，体现了其在更高层次上的文化自觉。传统儒文化的弊端主要是过分角色化和等级化。这体现在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和戕害上，比如“守节”对妇女的摧残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等。王蒙是一个既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又能进行自觉文化反思的作家，因而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王蒙小说文化特质，探求人物性格深邃的儒家文化意蕴，继而反思儒家文化的历史积弊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对于揭示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构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深化王蒙小说文化意蕴的理解、总结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学内在品质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