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清代思想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考据学格格不入,以至于在当时的学术界备受冷落;另一方面章学诚又被后世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者奉为与戴震并列的“清代考证学运动思想代言人”。章学诚思想的这种诡谲命运透露出的信息是,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退潮,对思想和义理的重视又重新占据了上风。本文首先回顾了自清末至当代百余年来章学诚思想研究的进程与发展,对其中较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五部著作进行了具体的评述。在总结前人理论得失的基础上,本文对章学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审视,认为“文史校雠之学”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基础,章学诚以“文史校雠之学”与清代考据学的“经学训诂”分庭抗礼,以“史学明道”为目标,建立了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就这一思想体系本身进行分析,可分为“历史哲学”、“文本诠释思想”和“考据学批判”三个部分,而最终则是要在“文史之学“的基础上“推原道术”,以史释经,推翻经学的垄断地位。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思想”论述了“道”在历史进程中的逐步展开,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为“理势”。从“理势”的观点来看,古今本为一体,历史学的知识不仅是“藏往”而且是“知来”,因此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贵在“心知其意”,“史义论”是章学诚历史认识方法的核心。最后章学诚探讨了各种“史体”的演变,主张以一种灵活变动的方式书写历史。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是由其历史哲学衍生出来的。章学诚主张在历史书写中要透露出作者主体的“别识心裁”,这不仅是就史学领域而言,而且应该成为一切学术活动的中心原则。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就建立在“别识心裁”的基础上。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认为对语言的分析应注重“言外之意”,“文史”知识的构成有其主观性的成分,在具体的诠释方法上,章学诚认为除了要探究客观事实和“作者之心志”,诠释者主观的生存感受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视野下,章学诚的“文本诠释思想”体现了“存在论”的特征。章学诚的“考据学批判”则从“衡论戴震”和“六经皆史”两个角度出发,对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和思想原则进行了批判。在“衡论戴震”部分,章学诚指出戴震的学术能“见古人之大体,进窥天地之纯”,虽以训诂考据为根底但又不为其所牢笼,破汉学“墨守”之执,在思想和义理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但戴震“心术未醇”,对考据学的方法过分夸大,从而使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走上了狭窄的专门化道路。在“六经皆史”部分,章学诚从经史源流的关系出发,指出“史为经之源、经为史之遗”,六经是“即器明道”,器变道亦变,对“道”的认识应当从历史事变着眼而不是拘守六经。“六经皆史”批判了清代考据学“经学明道”的思想原则,开辟了以史释经、史学明道的学术路向。本文最后从清中期思想史的变动趋势中考察了章学诚思想的时代意义。清中期的思想界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动,汉宋之争趋于激烈,古文经学告退,今文经学兴起,乾嘉考据学在总结自身得失的基础上也在酝酿着“内在转向”,思想界的整体趋势是由“考据事实”向“追询思想”转变,章学诚的思想正是这一变动趋势的反映。同时,章学诚虽然是考据学的批评者,但其思想方法则是清代考据学理论的“会通”和“综合”。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实为清中期思想史承前启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