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报刊传媒角度研究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对五四时期新文学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单纯把报刊看作信息载体，忽略了对传媒背后各种权力纠结的探究，以对报纸内容的整理与评价代替传媒视角的探讨，大大低估了现代传媒对于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 事实上，在我们把《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就必须要对报刊传媒的特性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现代大众传媒一出现就具备两种主要的运行模式：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所谓政治模式，就是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或阶级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觉充任政府或政党的舆论工具。所谓经济模式，就是把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而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更多的时候这两种模式的关系是相互交错、衔接和过渡。握有知识和信息垄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启蒙的过程中把大众看作需要改造、需要提高素质的“他者”。而传媒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得启蒙者有可能扼杀了自己所推崇的自由和民主意识。对《晨报》副刊研究来说，必须首先弄清其两种运行模式的结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启蒙与专制关系的考察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晨报》副刊的重要视角。这是我们透过《晨报》副刊探讨五四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基础。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并以此作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晨报》副刊为案例，对五四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做出全新的探讨和深入的开掘，以进一步丰富和调整我们对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的认知和评估。 第一章主要在法律空间里探讨报刊发展的轨迹和特点。我们认为，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以报刊律法为参照值的文化氛围有一个渐趋宽松的过程。报刊律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多地作用于政治性内容，这反而为报纸副刊和副刊文学留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各种报刊在政治模式下致力于文化的民主化时，旧式副刊文学则更多地在经济模式中发挥了自身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功能，趋向于文化的大众化。培养了副刊文学的作者与消费群体，发展了通俗文学。旧式副刊改革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工具，固然体现出副刊文学触及传媒的政治模式，开始向文化民主化的方向转化，其社会启蒙意义重大，但它随后以新文学性向趣味和娱乐功能的回归才更具有革命性，意味着它试图在文化的民主化与大众化之间进行协调。 第二章重点分析《晨报》副刊的商业因素。本文认为《晨报》副刊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商业特性并不明显。尽管它具备了经济实体的一般条件，但由于民初社会本身文化工业和商品意识的薄弱，加上《晨报》副刊作为政党报刊的特殊性，它通过其经济模式所显示出来的文化工业的负作用非常微小。我们认为，《晨报》作为政党报纸在商业经营中有其特殊性，它受商业利润影响的程度大大降低。而《晨报》副刊对冰心的全力扶持本应起到商业包装的效果，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冰心与《晨报》的私人关系和其创作的特殊性却抑制了这种效果的出现。《晨报》副刊所展示出的编辑手段也具有产生商业效果的突出力量，但显然，这种编辑手段的启蒙追求和其商业效果在这里是统一的，两者(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它体现着文化权力在传媒上主导的观念与市场机制的融洽无间。 第三章侧重挖掘《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与其政治、政党背景的关系。《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实际上是研究系知识分子为实现其国家建设构想而进行的一种文化实践。作为政党报纸，它体现出传媒运行的标准的政治模式，它坚持和维护的主要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政治、国家、文化等方面的观念和立场。在五四时期著名的新文学四大副刊中，就有两个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晨报》副刊)有研究系背景。作为政党报纸，《晨报》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以梁启超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实现其国家建设构想的实践，它逐渐成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权力，也因而拥有这个群体所提供的深厚的政治、文化资源。而《晨报》副刊也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为新文学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晨钟》报第五版到《晨报》第七版，再到《晨报副镌》，从李大钊时期强烈的思想性到孙伏园阶段突出的文学性，《晨报》副刊的变化也一直是在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之中进行。 第四章细致梳理《晨报》副刊上新文学的繁荣状况。《晨报》副刊为新文学提供了展示空间，培养了作家作品，传播了信息资讯，扩大了影响，也促进了新文学各种体裁的繁荣，对新文学的建设功不可没。因为与《晨报》资源与背景的特别关系，话剧与杂文的发展是《晨报》副刊对新文学最具个性的贡献。《晨报》副刊上新文学的繁荣意味着报刊两种运行方式的交融，意味着社会启蒙与文化大众化之间恰当的平衡。不过，这一切的基础是研究系知识分子提供的权力和资源平台。而且，《晨报》副刊对新文学的传播，在文学领域强化了“新”与“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文学观念虽然对文化启蒙意义重大，但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局限性。 与已有的《晨报》副刊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意义在于突破了仅把《晨报》副刊当作新文学载体的局限：把《晨报》副刊研究导入法律空间，讨论副刊文学在所处舆论环境中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把《晨报》副刊研究引入经济领域，探究新文学发生与发展中的商业化因素及其特点；把《晨报》副刊研究推入其政党背景，挖掘新文学的繁荣与研究系知识分子实现其国家建设构想的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最终在这多重视域中重新审视《晨报》副刊之于新文学的意义，以充实我们对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