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化快速发展,我国也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各种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凸显,给城市人口的健康带来了威胁。快速城市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社会问题不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上升、社会心理压力和精神疾患增多、外来人口健康和安全等等。如何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健康挑战?世界卫生组织于1986年提出了健康城市运动,世界各国纷纷响应,我国部分城市和城区于1993年以试点形式加入这一行列。上海市于2003年以整个城市正式参加健康城市建设。由于我国健康城市建设起步较晚,参与城市不多,因此对健康城市建设的相关方面研究较少,比如,如何开展健康城市运动?其运行机制如何?健康促进能力如何?如何评估健康城市建设?如何评估健康促进能力对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及结果的影响?等等。基于健康城市建设对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健康问题的作用,有必要对我国健康城市建设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应用《渥太华宪章》健康促进理论,对我国特大型城市上海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其组织体系、行动策略,评估其建设过程及结果、评估其建设过程中的健康促进能力,探索其发展模式,以期为其它城市健康城市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评估方法。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的组织体系由市级和区县两级组成,市级组织主要由14个政府有关部门和19个区县政府(2008年)组成,区县参照市级结构成立了由区县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的健康促进组织。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加入,比如,院校健康促进研究机构、控烟协会等。行动策略遵循《渥太华宪章》理论,主要从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社会参与、完善卫生服务以及发展个人技能四个方面展开,以“四大任务”和“五个人人”活动为载体,以推进健康社区和健康单位等健康场所的建设为特色,促进环境健康、社会健康和人群健康。以上研究表明,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体现了政府主导的思想和广泛社会参与的原则。上海市已将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纳入《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也分别将健康城区(社区)建设工作融入地区和部门发展总体规划,列入议事日程,并制定了相关的支持政策。上海市成立市级和区级健康促进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加强多部门沟通,落实技术指导组会议制度,签订健康城区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实行目标管理。以上研究表明,上海市政府积极推进了健康的公共政策和组织保障网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包括各种官方和民间媒体、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广大市民、健康自管小组等社团、非政府组织、各类场所、单位。以“四大任务”和“五个人人”为主要参与载体,各项活动全民知晓率均较高,活动内容不同全民参与率不同,但参与者满意度均较高。主要活动参与情况为：营造健康环境中“清洁家园”知晓率81.88%,参与率38.88%；保障健康食品两项活动均有较高的知晓率(超过80%),参与率约30%,参与者满意度约95%。倡导健康行为中“资源节约”活动知晓率为80.02%,参与率32.75%,参与者满意度89.99%。“建设健康社区”活动的知晓率为77.32%,参与率30.59%,参与者满意度94.42%。“建设健康单位”活动的知晓率为70.45%,参与率20.98%,参与者满意度92.63%。调整卫生服务中“健康身心”活动知晓率为77.79%,参与率26.05%,参与者满意度93.71%。“五个人人”活动中“人人知道自己血压”活动参与率最高(60.71%),55岁以上者参与率超过70%,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率较低(约36%),62.82%的参与者认为有实效、很满意。“人人掌握救护技能”活动参与率30.37%,约60%的参与者认为“有实效,很满意”；“人人参加健身活动”参与率接近50%,约60%的参与者认为“有实效,很满意”。“人人了解食品安全”活动参与率41.91%,57.23%的参加者认为“有实效,很满意”。“人人养成健康行为”活动参与率46.80%,55.33%的参与者认为“有实效、很满意”。以上研究表明,参与人群广泛但不平衡,活动内容贴近市民生活、参与形式简单的活动市民参与率高。城市主要环境问题均有所改善,绿化建设力度很大,市容环境改善明显,虫害密度大幅下降；居民对居住环境(包括空气质量、噪音、绿化等)比较满意；职业人群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不文明行为、医疗和健康服务环境、健康社团和社会支持均有所改善。85.52%的调查对象认为居民公共场所文明程度有所改善。约85%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和健康服务环境均有改善,其中,认为有“很大改善”的是“政府部门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48.29%)。18.23%的调查对象是健康城市建设志愿者。88.8%的调查对象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时,能感觉到来自周围朋友、家人的支持。市民健康状况良好,健康知识水平较高,参与健康城市建设相关活动者健康行为率有明显提高。67.34%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处于较好及以上水平,调查对象对高血压危害及其饮食要求知晓率90.96%,触电急救措施知晓率为88.68%,煤气中毒急救措施知晓率为56.41%。健康行为方面,56.40%的调查对象能做到定期监测血压,即测压时间间隔不超过3个月,参与“人人知道自己血压”活动者定期监测血压率达100%；体力活动评价为活跃和高度活跃比例占48.4%,参与“人人健身”活动者体力活动评价与不参与者有统计学差异。调查对象总体现在吸烟率22.42%,男性现在吸烟率为44.31%,农民、无业者现在吸烟率最高(58.44%),其次是企事业职员(50%),提示控烟的重点人群为男性、企事业职员与农民、无业者。大多数被调查者支持控烟(73.72%),有人吸烟时,有约50%的调查对象不会劝阻。健康学校建设：通过吸烟行为和营养评价学校健康,13%的学生反映能经常看到学生在校内吸烟现象,有50.82%的学生表示所在学校有营养配餐制度,“挑食”、“无所谓”的比例达到48.6%。健康单位建设：职业人群健康自评结果中“较好”占35.23%,“很好”占39.1%；职业人群体力活动总体评价为静坐37.36%,不活跃11.50%,活跃14.10%,高度活跃37.04%,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体力活动有统计学差异；职业人群中男性现在吸烟率49.09%,女性现在吸烟率3.37%；48.76%的被调查者对周边环境的吸烟行为不会劝阻；3.15%被调查者感觉到工作压力较大；89%的被调查者能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事的支持与鼓励。以上研究表明,学生吸烟与营养问题需继续改善,职业人群中体力活动需提高,吸烟问题需改善。本部分研究表明,健康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群方面均有提升。借鉴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社区能力建设工具(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Tool)以及加拿大健康促进研究中心的健康促进能力检查——个人、组织和环境评估手册,翻译为中文版后稍作调整作为评估问卷。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问卷Cronbach’sα值。个人能力问卷Cronbach’sα值为0.915、组织能力问卷Cronbach’sα值为0.928、环境能力问卷Cronbach’sα值为0.929、社区能力问卷Cronbach’sα值为0.956。个人能力、组织能力、环境能力、社区能力问卷显示了较好的信度。健康城市建设中,爱卫办系统是整个组织网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负责部门,因此,各级爱卫办的健康促进能力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健康促进效果。市级爱卫办：负责人个人能力、部门组织能力、环境能力总评为3.34分(满分4分),其中环境能力评分最低(2.76分)。区县级爱卫办：负责人个人能力、部门组织能力、环境能力总评为3.27分,其中环境能力评分较低。街道爱卫办：负责人的个人能力、部门组织能力、环境能力总评为3.22分,其中环境能力评分较低；社区健康促进能力总评分2.72分(满分4分),地区分布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企业(单位)爱卫组织：个人、组织、环境能力总评为3.28分,组织能力中组织资源得分最低,主要体现在健康促进资源分配不是工作预算核心之一、深入基层了解需求不够、健康促进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不足；社区/场所健康促进能力总评分2.36分,单位归属感评分最低。健康促进工作队伍个人能力：以市级部门健康促进负责人得分最高,区级次之,街道和企业健康促进负责人得分相当,方差分析无统计学差异(P＞0.05)。以上研究表明,各级爱卫办的个人、组织、环境能力总评处于中等水平,环境能力水平较低,有待改善；街道和企业(单位)的社区能力均低,有待改善。社区能力是综合性、复杂性的能力,可能受到个人、组织、环境能力的影响。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组织能力与社区能力中的领导能力、外部支持能力、社区能力总评相关(P<0.05)。个人能力、组织能力和环境能力及其总评均与社区能力中的确定健康问题能力、社区归属感相关(P＜0.05)。11.健康促进能力对健康城市建设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研究以“五个人人”活动为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街道爱卫办部门负责人的个人能力对“人人知道自己血压”活动参与否有影响(P<0.05),参与否与定期监测血压行为(3个月内至少测量1次)有关(P＜0.05),社区能力和环境能力也与定期监测血压行为相关(P<0.05)；社区能力和环境能力对“人人掌握救护技能”活动参与否有影响(P<0.05),社区能力、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与急救知识的掌握相关(P<0.05)；环境能力对“人人参加健身”活动参与否有影响(P<0.05),个人能力和环境能力与体力活动量相关(P<0.05)；社区能力和环境能力对“人人了解食品安全”活动参与否有影响(P<0.05),参与、社区能力和个人能力和环境能力与食品安全行为相关(P<0.05)；社区能力和环境能力对“人人养成健康行为”活动参与否有影响(P<0.05),参与、组织能力和环境能力与劝阻吸烟行为相关(P<0.05)。以上研究表明,健康促进能力对健康城市建设过程和结果有影响。本部分研究表明,健康促进能力问卷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各级爱卫办的个人、组织、环境能力总评处于中等水平,环境能力水平较低,有待改善；街道和企业(单位)的社区能力均低,有待改善；个人、组织、环境能力对社区能力的有影响,健康促进能力对健康城市建设过程和结果有影响。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的模式是以健康促进理论《渥太华宪章》为指导,以实现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人群为目标,以健康促进能力建设为手段,通过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和社区参与,全面推进健康城市建设。